海路第二小学,虽然它明明在紫金路上,而并不在晏海路上。我觉得紫金小学这个名字好听,改名让我不舒服。我毕业后,那里的马路扩修,并入河南南路,校名又改成了河南南路第二小学。学校改公立那天,我放学回家,看见人们在街上敲锣打鼓,毛家伯伯表情严肃地站在120号门口放鞭炮,他的袜厂也被合营了。
解放初期政治运动不断,除了公私合营外,留下印象的还有三反五反。大约七八岁时,父亲带我到他工作的税务局玩,一个伯伯笑眯眯地问我:“想不想看老虎?”我点头,他就领我到一个房间门口,把门推开。我正害怕,却发现屋里没有老虎,只有几个和这个伯伯差不多的人坐着或站着。他告诉我,这些人就是老虎。我莫名其妙,许多年后才知道,当时把贪污犯称作老虎。
紫金小学附设幼儿园,当时叫幼稚班,我是三岁被送进那里的。据说三岁是一条分界线,此时大脑发育可能有一个特殊的过程,启动了记忆功能,同时把三岁前的事遗忘,彻底封存在了无意识之中。我最早的记忆也只能追溯到三岁上幼稚班时。我记得老师姓俞,是一个三十来岁的温和女子,戴一副度数很浅的近视镜。我是和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同时入幼稚班的,为了便于照顾我,老师把她的座位安排在我的旁边。可是,这个不懂事的弟弟老是欺负姐姐,上着课就和姐姐打了起来。老师便把她的位置调开,但我仍然会离座去她那里打架,最后老师只好把我们编在不同的班里。
那时候,幼稚班的孩子也要参加考试,如获通过,便能升入一年级。我记得考试时的一个场景:我坐在课桌前,老师和我的母亲站在我身边,我拿着铅笔在考卷上乱涂一气,直到把空白都涂满。现在我很难推测当时为什么这样做,因为那时我肯定已经认了一些字。当然,我未获通过,事实上是留级了。其后我在家里呆了半年,再读了半年幼稚班,才成为小学生。如果不留级,我上小学的年龄就不是五岁,而应该是四岁。那一年刚解放,对于上小学的年龄还没有限制。解放无疑是那一年发生的最重大事件,但我对它毫无印象。在我的记忆中,可以和它联系起来的惟一事情是国民党时期发行的纸币不能用了。家里有成箱这样的崭新的小面额纸币,一捆一捆整整齐齐,父亲说是假钞票,不时拿一些给我们玩,很长时间才玩光。后来知道,解放前夕通货膨胀严重,这些钞票本来就不值钱。
我上小学时已经解放,有了许多公立学校,每学期的学费是六元,而紫金小学的学费是二十四元。但是,父亲认为这所小学教学质量好,就让我接着上。不过我享受减免学费的待遇,每学期缴八元。其实这所学校规模很小,只有一座二层小楼和一些平房,几乎没有空地。校长是一位姓汪的女士,总是很严厉的模样,有一回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里,为了一件什么事情狠训了我一顿。我很怕她,好在不常见到她。每当我在记忆中沿着上学的路线走到校门前时,眼前出现的不是这位校长,而是教体育的李老师。当时李老师已是一个白发老妇,戴着瓶子底般的厚镜片,极喜欢孩子,一到上学的时间就坐在校门口,亲切地与每一个学生打招呼和开玩笑。
小学六年中,我的班主任一直是陆秀群。除了当班主任,她还教我们语文课。她大约四十岁上下,对学生也相当严厉,我常常因为上课爱做小动作而被她点名批评。在每学期我的学生手册上,这一条缺点也是逃不掉的,我已习以为常。现在我知道,即使一个大人坐四十五分钟也很难不做小动作,何况一个孩子,可知这个要求之荒谬。反正我一辈子也改不掉这个缺点,凡属我的身体失去自由的正经场合,我的手便忍不住要为身体偷回一点儿自由。陆老师有时也表扬我,她好几次摊开我的作业本给全班同学看,称赞字写得“像刻的一样”。我上小学时学习成绩平平,记忆中只得到过这一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