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的事遗忘,彻底封存在了无意识之中。我最早的记忆也只能追溯到三岁上幼稚班时。我记得老师姓俞,是一个三十来岁的温和女子,戴一副度数很浅的近视镜。我是和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同时入幼稚班的,为了便于照顾我,老师把她的座位安排在我的旁边。可是,这个不懂事的弟弟老是欺负姐姐,上着课就和姐姐打了起来。老师便把她的位置调开,但我仍然会离座去她那里打架,最后老师只好把我们编在不同的班里。
那时候,幼稚班的孩子也要参加考试,如获通过,便能升入一年级。我记得考试时的一个场景:我坐在课桌前,老师和我的母亲站在我身边,我拿着铅笔在考卷上乱涂一气,直到把空白都涂满。现在我很难推测当时为什么这样做,因为那时我肯定已经认了一些字。当然,我未获通过,事实上是留级了。其后我在家里呆了半年,再读了半年幼稚班,才成为小学生。如果不留级,我上小学的年龄就不是五岁,而应该是四岁。那一年刚解放,对于上小学的年龄还没有限制。解放无疑是那一年发生的最重大事件,但我对它毫无印象。在我的记忆中,可以和它联系起来的惟一事情是国民党时期发行的纸币不能用了。家里有成箱这样的崭新的小面额纸币,一捆一捆整整齐齐,父亲说是假钞票,不时拿一些给我们玩,很长时间才玩光。后来知道,解放前夕通货膨胀严重,这些钞票本来就不值钱。
我上小学时已经解放,有了许多公立学校,每学期的学费是六元,而紫金小学的学费是二十四元。但是,父亲认为这所小学教学质量好,就让我接着上。不过我享受减免学费的待遇,每学期缴八元。其实这所学校规模很小,只有一座二层小楼和一些平房,几乎没有空地。校长是一位姓汪的女士,总是很严厉的模样,有一回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里,为了一件什么事情狠训了我一顿。我很怕她,好在不常见到她。每当我在记忆中沿着上学的路线走到校门前时,眼前出现的不是这位校长,而是教体育的李老师。当时李老师已是一个白发老妇,戴着瓶子底般的厚镜片,极喜欢孩子,一到上学的时间就坐在校门口,亲切地与每一个学生打招呼和开玩笑。
小学六年中,我的班主任一直是陆秀群。除了当班主任,她还教我们语文课。她大约四十岁上下,对学生也相当严厉,我常常因为上课爱做小动作而被她点名批评。在每学期我的学生手册上,这一条缺点也是逃不掉的,我已习以为常。现在我知道,即使一个大人坐四十五分钟也很难不做小动作,何况一个孩子,可知这个要求之荒谬。反正我一辈子也改不掉这个缺点,凡属我的身体失去自由的正经场合,我的手便忍不住要为身体偷回一点儿自由。陆老师有时也表扬我,她好几次摊开我的作业本给全班同学看,称赞字写得“像刻的一样”。我上小学时学习成绩平平,记忆中只得到过这一种表扬。但我学习得很轻松,从未感觉有什么压力。五岁上小学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在我们班上,与我同龄的孩子有好几个,我在其中还不算最小的。十余年后,我已到北京上大学,陆老师又成了我的一个表弟的班主任。表弟告诉我,陆老师经常谈起我,夸我当年学习如何用功。我可断定,用功的印象就来自作业本“像刻的一样”。此时的陆老师已近退休年龄,至少教过几百个学生,仍没有忘记我,不禁令我感动。按理说她是不容易记住我的,因为我不是一个活跃的学生,没有当过任何班干部,和她的接触不太多。
我上小学时,如果男女生同桌,往往会用粉笔在课桌上划一条线,双方不准越过,称作三八线。当时朝鲜战争打完不久,三八线家喻户晓,小学生也不例外。有好几个学期,我与一个姓戴的女生同桌。她十分好斗,常常故意挑衅,把胳膊肘伸过三八线,然后反咬一口,向我发起攻击,用胳膊肘狠狠撞我。我为此深感苦恼,但尽量忍让。后来她的态度有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