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tolkachi）或者“二道贩子”，如果没有这些足智多谋的中介人来支撑这摇摆不定的大厦的话，苏联可能垮台得更早。在寡头当中，犹太人的比例很高，当然，在这些中介人中也一样。
乌克兰最臭名昭著的寡头之一，弗拉基米尔·拉宾诺维奇解释说：“因为是犹太人，所以我不能学医。”后来，拉宾诺维奇又遭到了另一波反犹太浪潮的影响，被科技学院（Technical College）开除了。然后，他被迫参军，服了3年兵役。“我到部队刚刚20天时，指挥官就问我们，‘谁能给我搞到5吨直径是四分之三英寸的钢管？’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我还是自告奋勇地接下了这个任务。他接着问我，‘你要多长时间能搞到手啊？’我随口说，‘至少一个星期。’就这样，这份任务就交给了我！”拉宾诺维奇使出浑身解数，东奔西走，上蹿下跳，甜言蜜语，甚至偷窃，最后终于搞到了钢管，同时也开始了他充当中介人的职业生涯。大多数的犹太人企业家或者黑手党的大佬，经历也都和他大同小异。他们不仅仅在最艰苦的环境里培养了创业技能，同时他们不像那些斯拉夫人一样，他们没有被沙皇和苏联官僚迟钝懒散的传统所压垮，而这种传统专门打击个人主动性的任何迹象。
5。 回归以色列（11）
不是只有犹太人具备这种能力，在俄罗斯黑手党的大佬中，车臣人和格鲁吉亚人也一直不少，这些人具备这种能力并非纯粹巧合，他们也要在消费品匮乏的苏联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的发展历程也同样是富有传奇性。这些兴起于苏联偏远边陲地区的黑手党大佬和寡头们——尽管通常无法进入中央机构之中，但是他们也并非贱民。相反，他们被迫在国家的隐秘角落和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寻求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机会。这种经历对于许多人都是非常宝贵的，尤其是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帮着他们应对了社会的剧变。
对于犹太人寡头和黑帮大佬们来说，以色列既是一个退隐之地，同时，凭借该国的护照，也是通向外面世界的大门。他们不希望引起人们的关注，也不希望给以色列带来尴尬。这不是感情问题——这是策略，1995年在特拉维夫的丹全景酒店（Dan Panorama Hotel）的峰会上，最有影响的一些“教父”们精心制定的。许多大佬都参加了，包括非犹太人谢尔盖·米哈依洛夫，大家一致确保不能冒犯以色列政府。岗特利夫解释说：“他们决定不能在以色列施行暗杀，或者为了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而杀人，这些人不想在这里惹是生非。毕竟你还要在这里大量洗钱；还要休息度假；并且这还是一个庇护所。而且，领到护照后你还可以周游世界去。”
1996年10月，比尔·克林顿的顾问们说服他就“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发出警告，此时，俄罗斯的新贵们已经在以色列安顿好了。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克林顿总统发表演讲，号召全世界各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核走私活动”。克林顿说“没有人能够幸免遇难”，他列举了一些犯罪活动，如日本麻原彰晃的奥姆真理教（Aun Shinrikyo） 在地铁释放沙林毒气案，以色列和法国的手提箱爆炸案，俄罗斯黑手党的猖獗，以及当年4月震惊美国的俄克拉荷马爆炸案。
由于俄罗斯人大量移居以色列，华盛顿政府也把注意力转到了这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美国执法机构的长臂尽管已患关节炎，但是仍然敲开了耶路撒冷的大门，要求提供有关莫基列维奇和米哈依洛夫等许多寡头和被指控的犯罪分子的信息。在以乔恩·维纳为代表的美国国务院的鼓励下，以色列警方在1996年开始监视许多著名的俄罗斯人。现任以色列警方特别行动部情报主管的伊力特·鲍顿（Irit Bou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