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集定题目的是刘春，我只是写作业的学生。私生活里的我道德水平并不高，所以看到大量来信，都盼我主持正义，我就发怵。主持节目可以，主持正义就玄了，同情容易，调查真相就难了，更难的也许还是说出真相。字字推敲都怕惹祸，这节目没小事。
要知道在镜头前一时兴起恍入无人之境不知天高地厚，那是个特殊状态。有几回案情所涉敏感而重大，等节目播出时我连看也不敢看，被子蒙头躲床上不想接电话，心慌慌到周一上班，没准就来个警告。我犯过“错误”，后果沉痛，最难堪是连累公司连累同事。讲老实话，我胆小，做观众的我看着电视上的我常会愣住，我怎么会变成那样？那不是我，那是另一个我。
我实在不是包青天，充其量是个窦娥冤，您以为我是义勇军，其实我是雇佣军，可我想说，雇佣军打仗也玩命哪。凤凰是我的雇主和恩主，可我对她如怨如慕，是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勉励我、勉强我做这节目，但我还不得不感恩，是这节目把我硬推到我所不愿面对的黑暗之前，逼我睁开眼看，唤起心听，壮起胆说，我口说我心。因这节目，我改变了，我增长了。
三条命：短命、苦命、黑命。要想保命，保这节目的小命，我只有认命。认命的结果，是灵魂深处发生了革命。
近两年，我没得忧郁症，得了两种神经病。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把这病归罪于《文涛拍案》的感染，这可以显得我对工作很投入，用心来感受，而且还戏过了，以至人戏不分走火入魔黑了眼睛看社会。第一种病是极度缺乏安全感，走在路上见几个人在身后，我就紧张，要么加快走摆脱他们，要么放慢，让他们走到我前面。女性亲友黑夜搭乘的士，我会要求她在车上给我打电话，要当着司机大声告诉我车牌号码，中途我还忍不住再给她打几次电话，以震慑司机可能有的祸心。有人敲车窗想搭我的车，我本能地一脚油门就逃。人多的地方我不敢去，人少的地方我更不敢去，现在简直无处可去。于是我就去公司造舆论，说这属于职业病，天天让我接触那么多罪行，对社会治安我当然神经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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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涛拍案》的三条命（2）
另一种神经病就是怀疑一切。我是一九六七年生人，七六年九岁，从小有件事显示将来我要做喉舌。记得那几年上街游行很密集，庆祝粉碎某某某、高呼打倒某某某，小学生也参加。老师看我字正腔圆童音高亢，就叫我领喊口号，口号老在变，变得太快，刚喊完“反击右倾翻案风”，又要喊“打倒四人帮”。我完全不明白，照样喊得响亮喊得喜洋洋，对根本不懂的东西，无法相信或不相信，只是个无所谓。北岛老师有诗《我不相信》，可能他相信过，至于小学生的我，连不相信都不相信。
你看，语言会自生自长，话赶话就把我们家传的多疑性格牵强附会上时代。不过谈玄可以，做《文涛拍案》却回回疑窦重重，因为说的全是真人真事，甚至人命关天，马虎不得。我这辈子最讨厌负责任，可到这儿你就得说话负责任。按说这节目虽然常遭删改，但能活下来，已证明当今“社会能见度”在提高，可几乎每回拍案，我们都为了搞清事实而焦虑。依据公检法？公检法也有可能出错，更有可能“无可奉告”；依据媒体？失实新闻还少吗？我常参看几种报道，往往互有出入，哪个是真的？录像现场一小时、几小时停下来，就为辨别某个细节的真伪。有次录到半夜录不下去了，当时我是根据几份报纸的消息来讲一案子，可越讲越怀疑该案另有内幕，我们的立场不好摆。采访相关人士，谁都不肯说。有位能接触高层的“通天线人”，跟上面打听，人家说这案子没问题，我就接着又录，可心中存疑，说话就是底气不足，越说越别扭，干脆收工回家。结果是一宿白干了，因为多疑的我想到后半夜，终决定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