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工作进展很快，葛雷和本·葛恩划着小船来回于郎姆酒湾与伊斯班袅拉号之间，其余的人把财宝堆在岸边。两锭金条一前一后用绳子搭在肩上，就够一个大人走一趟，而且只能慢慢走。因为我力气小，扛不了什么，就被留在洞穴里，整天忙着把铸币装进面包袋。
这里收集的铸币跟比尔·彭斯箱子里的一样，五花八门包罗万象。不过面值要大得多，种类也多。我觉得整理这些钱币是一件莫大的乐事。其中有英国的金基尼、双基尼，法国的金路易，西班牙的杜布龙，葡萄牙的姆瓦多，威尼斯的塞肯，有最近一百年欧洲各国君主的头像，有古怪的东方货币，上面像是缕缕细绳、张张蛛网；有圆的有方的，有中间带孔的，好像可以串起来挂在脖子上。我估计差不多世界上每一种货币都被搜罗全了。至于数量，我相信大概跟秋天的落叶一样多，我总是弯着腰，手不断地整理着，一天下来弄得疲惫不堪。
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干着，每天都有一大笔财产装上大船，而每天晚上洞穴里都有一大笔财产等待明天装载。在这段日子里，我们没有听到关于那三个幸存的反叛者的任何消息。
最后那几天，大概是第三天晚上，医生和我漫步登上一座小山顶。在山顶上可以看到岛上的低地。这时，从黑糊糊的山下吹来一阵风，传来的不知是尖叫还是歌声。送到我们耳边的只是一小段，接着又恢复了原来的沉寂。
“愿上帝宽恕他们，”医生说，“那是反叛分子！”
“他们都喝醉了，先生。”西尔弗在我们后面插了一句。
我可以说，西尔弗现在自由自在。尽管每天遭到冷眼，他还自认为是一个得到特殊待遇的朋友和随从。大家都瞧不起他，他却不在乎，始终低三下四地讨好每个人而毫不灰心，这种本领真是无人能比。然而，我估计没有谁对待他比对待一条狗客气些，只有本·葛恩除外，因为他对昔日的舵手至今仍怕得要命。此外还有我，我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感谢他，尽管我也有更多的理由比任何人更根他，因为我曾目睹他在高地上策划新计谋，打算出卖我。由此可见，医生为什么那样不客气地回了他一句。
“喝醉？恐怕是在胡说八道。”医生说。
“没错，”西尔弗随声附和道，“鸡毛蒜皮的小事，反正跟你我无关。”
“西尔弗先生，你大概别指望我把你当人看，”医生冷笑着说，“所以我的想法也许会使你感到惊奇。我要是能肯定他们在说胡话——我敢说他们至少有一个人在发高烧，我一定要离开这儿，不管我自身会遇到多大的危险，也要尽我一个做医生的职责去看看他们。”
“恕我直言，先生，你这样做会酿成大祸的，”西尔弗说，“你将会失去你宝贵的生命，你可以相信我的话。如今我也与你们并肩而战，我不愿看到我方的力量被削弱，更不愿听到你遇到不测，要知道我对你可是感恩戴德呀。可是山下那帮家伙可是说话不算数的——就是他们想，也没有用了。再说，他们也不会相信你会讲信义的。”
“这倒是，”医生说，“你是个说话算数的人，我们可领教过了。”
关于那三个海盗，我们最后得知的消息便是这些。只有一次，我们听到老远一声枪响，估计他们是在打猎。我们经过商议决定只得把他们扔在这个岛上。这个决定得到本·葛恩和葛雷的坚决拥护。我们留下相当多的弹药，一大堆腌羊肉、一部分药品以及其他必需品、工具、衣服、一张多余的帆和十来英尺绳子。根据大夫特别提出的建议，我们还留下了相当多的烟草。
我们在岛上无需再做什么了，我们把财宝装上了船，贮备了足够的淡水，把剩余的山羊肉也带走了，以防万一。在某天早上，我们一切都准备妥当，终于起锚登程，把船驶出北汊。这面曾被船长升上屋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