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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 (2 / 4)

即使他们批评的不全对,让他们说出来,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当年蒋政权在大陆崩溃,不在于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评,而在于它没有听这些批评,甚至压制这种批评。文人的话不是皇帝的“金口玉言”,没有“一言兴邦,一言灭邦”的作用。我们的知识分子一向缺乏批评意识。这里有体制和传统的原因,但重要的一点还是知识分子有把自己的知识当商品卖,总想用知识换名利的想法。“缺钙”的原因还在于自己的“基因”。胡适20世纪50年代初流落美国,生活相当艰难,但他仍没有改变过去批评国民党的态度,没有想到用自己的知识和地位去换取荣华富贵,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何况现在的经济学家还没有穷到当年胡适的地步。

这次经济困难,国内经济学家,尤其号称“主流”的经济学家受到指责,正在于他们缺乏这种知识分子应有的批评精神。面对美国的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他们坚持中国一枝独秀的观点。这就使政府失去了及时调整政策的机会。其实国外经济学家早就提出了“拐点论”,预言了中国在高速增长后会有一个向下的拐点,但被国内的经济学家斥之为“中国崩溃论”,还给予驳斥。在一片乐观的气氛中,经济危机出现了。此后,政府采取了刺激经济的政策,出台了4万亿的支出计划。对此也是一片赞扬声,而忘却了这种刺激可能引起的副作用。只要政府做好,就是好的,这似乎成了这些主流经济学家固定的思维模式,因此,他们被大众称为“抬轿派”。抬了轿子固然可以换得名利,但对国家,对人民有什么好处呢?人人都来抬轿,轿子到了悬崖边上没人提醒,危险必然发生。做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就是不破坏轿子,不把轿子往悬崖下推,也不抬轿子,但随时提醒轿子可能会遇到的危险。破坏轿子和抬轿子,所做的事完全相反,但结果往往是相同的——使轿子颠覆。

现在的经济学家中,想把轿子推下悬崖的人不多,但他们所说话也并非不可听。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恐怕属于这一类,但他们指出的轿子行进中的许多困难,尽管有所夸大,也不完全正确,但仍然值得我们注意。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属于抬轿派。真正的“提醒派”现在则太少了。我提倡经济学家学胡适,就是希望经济学家当“提醒派”,而且要尖锐一些。只要不以名利为目的,学习胡适的态度还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向胡适学,关键还在于个人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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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缺钙

智库又称思想库(thinktank),是独立于政府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中国的决策走向科学化和*化,智库的作用不可缺。据中国自己的统计,中国的智库机构有两千多个,甚至超过美国的1777家;而据美国的统计,中国的智库机构仅74家。不过智库的量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智库的质量。

美国的智库所起的作用是中国的智库远远赶不上的。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智库严重缺钙,即缺乏独立性,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缺钙首先是缺钱,不能养活自己。接受政府的拨款就要听政府的话,为政府服务;接受洋人资助的,不敢得罪洋人;靠地方政府和企业养活的,则要为它们服务。“拿人家的手短”,经济上没有独立性,学术上就没有独立性。当然,这种有人养的智库也是必要的。政府应该有自己用财政养活的智库,研究制定政策中的各种问题,比如,财政支出的投资乘数有多大,货币乘数有多少。企业也要有自己的智库,研究企业决策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比如是否与另一企业合并或是否进行某项投资。这些智库虽然也为出资者服务,但学术上坚持实事求是,不迎合部分领导的意图。研究什么是由出资者定的,但结论不是来自出资者。

一个社会要有多种声音,民间的智库同样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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