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1962～1979年，有1 万知识青年通过“插队”、“到集体场队”、“到国营农场”的形式，实施了“上山下乡”的举动。
除上述政策外，这一时期中国在社会政策的其他许多方面，如计划生育设想、学生健康、农村合作医疗、公共医疗、救灾等问题上，均进行过一些有益的尝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
从平均到公正：中国社会政策的演进（6）
建国后30年中国在社会政策方面的努力，开启了真正保护民生、关注民生的先河，因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其一，在劳动者群体基本权利的保护方面，在劳动者群体平等社会地位的维护方面，这一时期的社会政策满足了当时人们最为迫切的需求，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二，在中国民众基本生计、就业以及受教育机会的保证方面，应当说这一时期的社会政策是卓有成效的。1987年，根据对130个国家和地区的统计，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后列，但中国的人文指数却步入了“人文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其三，在积极推动当时的现代化建设方面，社会政策最大限度地起了其应有的作用。
三、建国后30年社会政策的主要特征及不足
中国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以及当时人们对于公正的特定理解，使得建国后30年社会政策呈现出以下明显特征和不足：
（一）具有浓厚的平均主义成分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人们对于公正的理解不是完整地以个体人的自由、平等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为基本出发点，而是基于十分朴素的平等观，片面地、几乎完全是以社会整体为基本出发点，而且，这里的社会整体又被具体化为过去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阶级。当时，在涉及平等的保护问题上，侧重于“社会平等”亦即劳动阶级之间的平等，而不是个体人之间的平等（因为每个劳动者都是从属于特定的劳动阶级的）；在涉及到集体或整体同个人的关系问题上，毫无疑问地是以集体或整体为第一位，强调个人对于集体或整体的服从甚至是无条件的绝对服从。而对“个体人”的忽视，必然会走向平均主义，即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和一致性，着力于社会成员之间收入状况、生活状况、发展状况的“平均主义”取向的努力。另外，当时的经济水准十分低下，各种生活资源、发展资源十分匮乏，因而从国家的角度来讲，也只能是以平均主义的方式来分配各种主要的资源，以便使整个社会能够在低水平条件下保持一种“均衡”的状态。最后，中国社会当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而且又刚刚结束供给制，因此，国家很容易，同时也习惯于实施“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的资源分配方式。
这种平均主义的取向和做法在建国后30年的社会政策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突出表现在收入政策和就业政策两个方面。其一，在收入政策方面。尽管当时也主张按劳分配，但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实施促成收入不断平均化的工资政策。从表2中可以看到，1952年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工资收入最高的是城市公用事业部门，最低的是农、林、水利、气象部门，两者只相差倍；1975年，工资收入最高的是建筑业和资源勘探部门，最低的仍是农、林、水利、气象部门，两者差距降至倍。即便收入的平均化倾向已经十分严重，但国家决策者仍然觉得收入差距偏大，仍需要进行必要的矫正。比如，1957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指出：“关于工资，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其二，在就业政策方面。当时的就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城市居民中适龄劳动力在工作及收入上的“人均一份”。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城市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数量很大，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