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以及价值取向的重建，它们走到我们面前了，可以相信这并不只是“个别现象”。�其实要从理性的角度来解读这一切是很困难的。因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使用手机来监听别人的隐私，实际上都已经构成了违法，都应该受到相关法律的惩处。故事本来就不应该存在，但媒体的作用只是揭示和监督。�采访中工商部门的相关人士表示：“如果查出有违法生产、销售、使用监听设备的案件，我们将在相关部门的配合下，坚决予以打击，以净化和规范通讯市场。”相信随着执法部门的强力查处，各式“手机监听器”必将像之前以“纽扣式摄像头”为首的各种偷拍工具一样，逐渐在国内销声匿迹。
�在记者的调查中，很多人都表示对手机监听不甚了解，但他们知道有这样一种现象：现在很多人又把那些带摄像头的手机换成不能拍照的了，因为老婆打电话时总是会说：“你手机不是可以拍照吗？如果你真是在陪客户吃饭，那吃完了给我拍几张相片回来！” �私家侦探唐先生说：“手机监听肯定只是那些富有的‘少数人的游戏’，但它也映衬了一种普遍的问题：我们处在的面具社会，我们面临的情感欺骗。”�面具，当我们处于严酷的都市生活压力之中，处于人的本能欲望与社会公共道德的矛盾对决中，我们的生活在本质上就是面具生活。名片、职位、头衔，这是面具；人品、性格、情感，这也是面具。在一张张面具之下，都市生活成了一个开不完的假面舞会。“亲爱的，我爱你，但我决不相信你。”似乎是在这个面具社会中对爱情最好的诠释。�另一方面，当“二奶”、“小男人”在我们身边“如雨后春笋一般”，假如抛开了法律，我们还能从道德上去“谴责”那些监听自己丈夫或妻子的人吗？除了相信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他们似乎已别无选择。�丢掉手机？不，危机并不是来源于手机。��“手机窃听”引发的相关法律问题�依照《国家安全法》规定：任何个人或组织不得非法持有、使用窃听、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非法使用窃听、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依照《民法通则》、《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规定，非法使用窃听器材盗窃其他单位或个人商业秘密的，须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非法使用窃听器材侵害他人隐私、名誉权的，须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拍照手机惹出的“偷拍”等是非
据说人在逗狗时，在狗看来是它在逗人。如果手机也有思维，那么它们现在肯定是满肚委屈：“我一直以来不就是一个传话的吗？干吗非得弄一双眼睛在我身上？难道就不想让我专心干老本行了？”�不过，如果它们知道了以下这则消息，只怕委屈也会烟消云散，继而是一声“Oh，My God”的兴奋尖叫。美国《时代》周刊，曾把这种带“眼睛”的手机列为年度第二酷的发明。
评选的理由简单而又深刻：“它把手机和数码相机这两种流行的装置合为一体，开创了移动通信的新时代。”�新时代吗？是的。拍照手机的出现不仅更满足了那些狗仔队和私人侦探的需要，对于普通人来说，你可以随时即兴拍照，之后可以保存细细回味，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者彩信的形式与朋友们分享。�拍照手机最大的优点就是携带方便，爱好拍照的人不可能时时带着相机，却可以做到手机不离身，而且它体积小巧、重量轻盈，不必装进包里更不用沉甸甸地挂在脖子上，免去得颈椎病的危险。“用起来舒服”是什么概念，问问它就知道了。�然而，如果手机真有思维，只怕它还是不快乐的。有人说，在现代社会，只有两样东西会引发绝对的争议：一是最古老的性，二是最尖端的时尚产品，拍照手机“很不幸”地属于了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