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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后疾大渐，袁世凯忧之，谓光绪复政，彼必有大祸，是当绸缪未雨。杏城乃以奇策干袁，故西太后垂危，而光绪先告宾天矣。杏城以兼金向西人购得无色无味入口即死之药水，劝袁说李莲英共谋之。杏城曰：“一旦太后不违，皇上御政，大叔与中堂皆大不利，险不可言，不如在太后临薨前，了此公案，再做后图。”莲英曰：“此子命运甚长，宜作万全计。”世凯、士琦以药水授莲英，西太后病革，而光绪死矣。
按刘成禺的说法，是袁世凯转求李莲英，经李莲英之手，才将光绪毒死。但此事刘成禺不是亲眼目见，也不是杨杏城或者袁世凯说给他，所以他的消息来源只能是道听途说，可靠性不大。但袁世凯害光绪的动机肯定是有的，不然，当时人也不会编造这些传说了。
一．袁世凯与维新派的关系
袁世凯，河南项城人，早年间弃文从武，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后随吴长庆进朝鲜*“壬午兵变”，以其才干初露锋芒。到了1895年，袁世凯因荣禄、李鸿章的奏派，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袁世凯聘请德国教官，采用德国操法，所练新军纪律严整、战斗力强，在当时颇有影响。不过此刻袁世凯的职衔不高，他的顶戴只是三品。康有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宣传变法维新思想，袁世凯既是发起人之一，又是积极的参与者、赞助者之一。
1895年夏天，康有为在北京第四次向皇帝上书，各处衙门都不为他转递，是袁世凯帮他向督办军务处要求代递，才将上书转到光绪的案头。袁世凯自己也上书，阐述他对用人、理财、练兵的主张，他的主张很务实，操作性强，他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在一省或数省先作试点，循序渐进的进行革新，待成功之后，再推向全国。袁的上书是先给翁同和的，请求翁同和呈给皇帝。下面是袁世凯第二次上书的部分内容：
查五洲万国政治法度，率皆随时变革，与日俱新。我中国地大物博，足贵富强，乃独蹈常习故，因循泄沓，不克自振，审时度势。终难自存。日本变法，雄称东亚，缅越守旧，渐就嘶灭，近事之效，彰彰甚明。第于积重难返之秋，欲行改弦更张之事，疑信参半，殆不啻筑室而谋之道旁也。反上白庙堂，下逮各行省，欲于崇朝之间，尽革其深锢隐微之弊，亦知其难也。然中国目今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纵不能合朝野上下，一一舍其旧而图是新，而切要易行之端，要当及时。
从这段内容中不但能看出袁世凯强烈要求变法的思想，还能看出他脚踏实际，反对急躁冒进、欲一朝一夕除尽积弊的书生想法。
第四章 袁世凯的嫌疑（2）
袁世凯被光绪帝升了官，回天津小站，将离开北京时，康有为也为他摆酒践行。在毕永年的《诡谋直纪》中，更可以看出袁世凯和维新派关系的密切：
夜八时，忽传上谕，袁以侍郎候补。康（康有为）与梁（梁启超）正在晚餐，乃拍案叫绝曰：“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犹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矣。”
康即起身命仆（仆：毕永年自指）随至其室，寻仆如何办法。仆曰：“事已至此，无可奈何，然仆终疑袁世凯不可用也。”
康曰：“袁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