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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夫骏发之士，心总要术，敏在虑前，应机立断；覃思之人，情饶歧路，鉴在疑后，研虑方定。机敏故造次而成功，虑疑故愈久而致绩。难易虽殊，并资博练。若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闻。（《神思》）
很显然，在这里，刘勰已经认识到，文学创作的成败，固然首先关系到情感是否真实，创作准备是否充分，艺术构思是否成熟，即所谓“率志以方竭情，劳逸差于万里”（《养气》），但也关系到作家的气质才华、艺术修养、品格情操、学识阅历等多方面心理因素，这些心理因素，刘勰统称之为“性”。
前已说过，当刘勰把文学看作是“情性”的自然流露与表现时，他已经看到这种表现既是情感的表现，又是个性的表现，即既是“情”的直接抒写，又是“性”的直接呈现。如果说“情”的真实与否，决定了“文”是否具有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那么，“性”的差异就决定了它将具有什么样的审美风格和艺术魅力。在刘勰看来，所谓“风格”（“体”），无非是“人格”（“性”）在作品中的体现罢了。因此，在专论风格与人格关系，亦即专论作家的个性表现的《体性》篇，刘勰就提出了著名的“因内符外”说——
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隽，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隽，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
在这里，刘勰首先从文学的表现特质立论，指出文学的创作，是“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的表现过程，因此也就是“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亦即将无形变为有形，将内在变为外在的过程。这个无形的、内在的东西，就是“情性”。但是，刘勰笔锋一转，又进而指出，人的“情性”即人的内在心理结构是各不相同的。既然文学创作是“因内而符外”，那么，不同的内在心理结构也就势必形成不同的外在艺术风格，这就叫“各师成心，其异如面”。那么，人的内在心理结构如何呢？刘勰认为，作家的内在心理结构和作品的艺术风格结构，都分别由四个因素组成，并分别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它们是：
第五章 性情之数（7）
才——辞理
气——风趣
学——事义
习——体式
“才”是作家的才华、才干、才能。“才”有平庸与杰出之分（才有庸俊），驾驭语言的能力手法也就有高下之别。例如，《丽辞》篇说：“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这里的难易优劣，也就表现了“辞理”的“庸俊”，刘勰认为，这取决于“才”的高下，谓之“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
“气”是作家的气质、禀赋。“气”有刚健与柔和之分（气有刚柔），作品的美学风貌和趣味也就有阳刚与阴柔之别。中国美学没有“壮美”、“优美”，“崇高”、“滑稽”，“悲剧”、“喜剧”这类范畴，而以“阳刚”与“阴柔”为美的形态。“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概念，虽然直到清代姚鼐才正式提出，但这种审美观念却早已见之于《周易》。《周易》以“阴阳变化”、“刚柔相推”为世界始基和自然规律，则万物之美，无非“阳刚”与“阴柔”。《易·系辞下》称：“刚柔者，立本也；变通者，趋时也”，“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文心雕龙·镕裁》称：“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便正是从上引《易·系辞下》基本观点化出。既然文学创作是“刚柔以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