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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那几年天灾人祸，全国人民都是过苦日子，但你家七口人，一间厨房怎么住呀？”
这一问话又打开了这位老人的话匣子，他眉头舒展了一下，又说开了。
“国家采取‘一平二调’，我们搬到方家畈，山、田、地国家没给老社员一分钱，我们村里三百多亩田，五千多亩山全部做了奉献。新老社员都感到吃了亏，但我们新社员搬家把家底搬空了，日子肯定比老社员艰难，特别是住房，我们搬到漠川第三年才兑现移民费，同意我们建房。一家人在老社员厨房里整整住了四年，现在想起都感到寒心、可怕。”
我问：“你家一共拿到多少移民安置费？”
这一问，方银汉这位说话一向轻声轻语的老人一下放开嗓子粗声地说：“国家说新安江水库移民费每人478元，按这个数，我家应得3346元，而我家只拿到房屋折价费1221元，搬家费每人9元，全家63元，总共拿到国家移民费1284元，人均只有元。村上其他户的移民费跟我家里差不多，大都只拿到国家规定的40％左右，漠川这里的山、地、田国家又没花钱，其他的钱不知到哪里去了。”
方银汉老人最后感叹地说：“说起移民几天几夜说不完，但有两件事一想起，我心里就感到有一种负罪的感觉。一是一百八十多人重迁江西，二是方寿平堂兄一家‘黑人’四十多年的艰难岁月。”接着他又十分沉痛地说了这两件事。
“我和方泽南带着71户龙泉庄的人来到漠川，我们这71户几乎家家都带亲沾故。1969年，县移民办动员我们重迁江西，我当时是方家畈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我向公社许下愿，方家畈250位新老社员虽然人均只有五分田，今后，我们靠自力更生创业，不要国家一斤救济粮，不向国家伸手要一分救济款。公社和县移民办听到我这誓言，也就答应我们留下来了。但漠川大队新社员的命运就苦了，漠川大队近400人，大队里主要干部的位置都是老社员坐着，新社员一直处于受歧视的境地。重迁江西的消息传到漠川，大队里的几位干部就放出了风声说：‘这次漠川的新社员一个不留，全部叫他们移走。’漠川的龙泉庄人来到我家请我相助，我真想帮他们一把，让方氏的同宗后代留下来，我当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1969年12月，漠川的186位龙泉庄人全部搬到了江西省宜黄县二都镇的一个山头上，快40年了，我们之间的亲情都割断了。第二件事至今也是我的一块心病，1960年5月全村71户行军搬迁到漠川，就是我的堂哥方寿平一家逃到山上不肯移，他带着三个还没成年的儿子在龙泉山上搭起茅棚，过起了没有户口的‘黑人’生活。水一天天往上涨，他家的茅棚是搭了拆，拆了又搭。拆棚时，他那不足10岁的老二方新七滑下水库的库沿，就再也没有爬上来。上世纪70年代，公社里想把他家的户口落在龙泉山后的青田大队，青田大队的干部认为，落下户口，就要分粮分钱。因此，任凭公社怎么做工作，青田大队就是不给落。到了1984年，山、田都承包到户了，我就与几位村干部商议，大家看在我的面子上，把堂哥一家的户口挂在方家畈，但他们一家今日仍住在离方家畈三十多里外的龙泉山头上。在国家的山上偷种着庄稼过日子。现在我堂哥已过世，老三方新来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