淫；换句话说男女交合愈不能尽情，愈觉得为淫。”“淫”即“不称其职”，也即滥用之意。从艺术家的眼光看：“我们所谓淫不淫就在男女间有情与无情。若有情的，不管谁对谁皆不是淫，若无情的，虽属夫妇，也谓之淫。”张竞生调侃地说，这种释义，是周君那种“专门误会为能事”，耽于呆蠢法、歪缠法的使人可憎的“中国式的科学家”，是完全不懂的。说到科学一层，张竞生认为：“一切事物皆是生动变迁的。一切定则皆是相关的。无有一件事物永久不变，而同在一件事物中，随了各人的聪敏智慧与时间空间及速力的关系而可变为无数的现象。所谓科学的定则为事物万世不易的条理，应合万人一样的口调，皆是傻的蠢的科学家死成法的瞎说。”因此，要成为一个真的科学家，必须“以常识为基础，以哲学为依归，而以艺术为方法”。周建人批驳张竞生“就性的事实说，当然是科学的事，便对付性的方法，完全是艺术的”为伪科学，他认为：“科学能够学固然很好，但如果没有机会学或学不会也不要紧，只要能够做别方面的工作，不必说一句话一定要戴了科学的面目来说。因为不合于近代科学的科学是伪科学，伪科学比无科学更为有害，无科学不致妨害科学，而伪科学是能使科学混乱，它不能增进科学，反而要阻滞科学。”
四、“三大文妖”与性学论战（7）
性知识的普及与提高之争。对于性教育运动，周建人与张竞生也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周建人看出了危机，张竞生看出了意义；周建人侧重于普及性知识，张竞生着眼于普及与提高并重。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从而导致两位性学先驱在观念形态上的激烈交锋。
周建人在探讨性教育时提出了广义与狭义的概念：“狭义的性知识，目的在使青年对于性器官和行为知道摄卫和节制，希望花柳病的传染，及不负责任的性关系可以减少些。”“广义的性教导”，则是“泛讲性的真理和恋爱的意义等等”。张竞生则认为：“依我意见，应分为二项工作的进行：即一方面应从通俗上着想——而一方面应从提高上努力。凡能将性的知识，普普通通地介绍给人，这是一种通俗的工作，原是最好不过的，当然为我所欢迎。但是应知此项通俗的工作，乃仅仅为一种普通常识的应用，不是除此之外便禁人不可有再进一步的研究与运动。”张竞生举例说，他的第三种水与性部呼吸的发现与研究，就是在提高上下工夫，即使“此等提高的工作完全失败，我们尚当继续去做，因为人类知识之所以能够日进月增者，全靠有一班人肯冒险去做提高的工作”。可惜周建人每每对这种冒险的工作发生误解，把“丹田呼吸”当作“可恶的道士思想”加以反对，把男女交合重灵的提倡视为女子权供男子娱乐的器具。在张竞生看来，周建人甚至故意曲解张竞生的原意，以混淆视听，打击对方。张竞生说：“如说我提倡裸体，便是提倡‘可恶的野蛮风俗’；如说我提倡情人制，便是提倡‘可恶的乱交制’；如说我提倡使女子出第三种水，便是提倡‘可恶的淫水’；其他其他，尚多尚多。
你愈胡闹，我愈有文章可做。你愈摆起科学家的架子来，我愈有打破科学家的张天师符咒。”
张竞生与周建人争论到最后，彼此已经缺乏互相信任的基础，也就很难对性教育本身再进一步作心平气和的探讨，争论遂告中止。
相对于周建人，初出茅庐的潘光旦对张竞生的批评火力更密集，姿态更凌厉。潘光旦，1899 年8 月13 日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一个缙绅之家，1913 年赴清华学校求学，前后长达九年；1922年赴美国留学，1926 年回国后在上海政治大学任教，1927 年5 月1日起任《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编辑。
潘光旦对于性问题的兴趣始于十二岁时对于一本日本医师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