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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钊记得很清楚，说一个人想要改变一个时代不可能，但是一种思想却可以。将自己的思想给传播出去，便是杨钊迫不及待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在写什么样的学说上，杨钊难为住了。写朱子学说那种遗臭万年的东西，杨钊没有兴趣。那么儒家的学说想要继续发展便只有明朝时期的王阳明的阳明心学了。可惜阳明心学强调知行合一，比较唯心。
对于思想教育，杨钊从来就不报什么信心，因为人的心太复杂，后世什么样的丑事没有。为了挣钱，连危害婴儿的三鹿奶粉都能生产出来。还有什么是做不出来的？
人心能险恶到什么样的程度，谁也不知道。去立足于一种不知道的事物上，从来不是杨钊的习惯。于是对比之下，杨钊不得不放弃成为孔子第二。
去创个什么学说来教育人心，杨钊不愿也不想。所以琢磨到最后，杨钊觉得还是把后世的科学系统给提出来，才是正理。就算他挂了，科学理论体系传承下去了。那么中国就会遥遥领先于世界，尽管大唐时，中国已经遥遥领先了。
中国发展了五千年，却一直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体系，所有科学都长期被压抑在杂学之列，为那些所谓的正统文人士大夫所看不起。其实试想一下就能明白。到了大宋的时期，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事实，说明了什么样的情况？
经过分析，杨钊觉得，要建立系统的科学体系，在中国的封建时期，只有大唐朝最合适，不因为别的，就因为那种气度。那种万国来朝的霸气和包容并蓄的胸怀。
诗，古而有之，为何只能在大唐发扬光大？
战争随时都有，为何只有大唐才能万国来贺？
李白，没少骂朝廷，杜甫也没少骂，那些诗，当权者读起来绝对麻头皮子，但是杜甫却从来没有因为他的三吏三别获罪，要是在清朝，估计被剁上十几二十回都有可能。
大唐之所以能成为大唐。就是在于它的包容并蓄，就是因为它的开放，那是一种作为大国的底气，历朝历代，也只有大唐没有因文字而获罪的。
这便是一个时代的氛围，虽然唐朝也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完美，但是却是政治环境最好的时候，尽管大唐后期，藩镇割据，战乱不休。
将一些哲理深厚的诸子百家书记给整到面前以后，杨钊开始了他科学体系的第一部著作。
当然，第一个自然不能去写什么化学物理等等的东西。而是关于朴素经济学的。古代诸子百家的著作当中都有着阐述经济学的存在。但都是朴素的经济学，没有人系统的归纳过，像这种开宗立派的好事，要是不干干，杨钊觉得都对不起自己穿越者的身份。
想想一个百科宗师的位置，杨钊就不由得热血沸腾，这事儿，太要得了。
跟在杨钊身后的吴强，拖着瘦小的身板，抱着一大摞书，亦步亦趋。吃力的等着杨钊一本又一本的往上面加。
放下书本，摊开庞氏书坊特制的上等宣纸，杨钊便开始了工作。
荷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被西方经济学的圣经。杨钊自然也看过。
大学时期，也学过不少的经济学，什么基础经济学，什么政治经济学，什么市场经济学等等的，结合起来，再从户部要一些无关紧要的数据来进行分析。结合所有的知识，杨钊开始写起了自己的经济学著作：
“国之大，其基在民，故民生即为国情，国家欲藏富于民，当知财之一道所关乎何事。古语有言，天下财富为定数，予以为不然。盖天地之初。三皇之前，我华夏祖先茹毛饮血，至今日皇帝在位，长安繁华，宫格威严，天下之才未加乎？加乎……
第196章：拉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