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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同丁玲一起来北大荒的美籍华人学者梅仪慈女士，是研究丁玲作品的专家。她坐在一旁目睹此情此景，深为感动地说：“我见过的世界上任何一个作家，没有像中国作家丁玲这样，和人民有这样深厚的血肉之情。”
第三天一早，丁玲依依不舍地告别普阳农场的亲人，驱车去宝泉岭。宝泉岭这个地名，在丁玲的心里，激起了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情。她到宝泉岭农场不久，就碰上了“文革”###。在那里，有爱护、关怀她的患难至交；她也曾经在这里，被打得头破血流，腰骨被踢伤，脚背肿得迈不开步。
面包车行驶在半路上，同行的农场总局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作家郑加真带着歉意对丁玲说：“昨天农场总局党委给宝泉岭农场党委打了电话，问他们还有哪些落实政策的事要办，最好趁你回宝泉岭时就给办妥。宝泉岭那边在电话中说：银行里查有陈明同志的一个存折，有600多元；至于抄家时抄走的东西，现在下落不明。”郑加真同志特别声明：“这是补课，做得晚了，请丁玲、陈明同志原谅。”郑加真的话刚讲完，丁玲一挥手，笑着说：“快别说这些了，我这次是来向哺养我的北大荒人还债的，不是来要债的，过去的事，一笔勾销。”停了停，老丁感叹地说：“如果能设法找回那些手稿，那我就万分的满足了。那些钱、物什么的，不用再提了。”
陈明对郑加真说：丁玲1958年写的一本日记，题名《相对集》，1965年时被一位同志借去看了，后来放在农场总局，便不知下落。“社教”时老丁写的《丁队长的家史》的手稿，也遗失了。《在严寒的日子里》已写了8万多字，当时怕被造反派抄走，曾送去别处保藏，但后来又怕牵连别人，只得把手稿用牛皮纸包好，再用麻绳紧紧地捆扎起来，交给农场公安局。陈明不无感伤地说：“当时，我对公安局的人员说：‘这包材料，是丁玲的罪证，我特地送到公安局来，请你们一定要锁在档案柜里保存好，以后给丁玲定罪，就全凭这包材料。原以为公安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那知不久，砸烂公检法的风也刮到了农场，公安局几经夺权，这部手稿，是再也查不到了……”
丁玲接着说：“反正我下定了死心，不写完《在严寒的日子里》，死不瞑目。”她轻轻叹了一口气，“看来写北大荒的计划，怕是完不成了，只好把一些人物放到我的回忆录里去，弥补一下吧。北大荒的回忆录，我是一定要写的。”
开车从普阳到宝泉岭，两个小时就到了。丁玲离开的时候，这里只有一条街，房屋低矮，破破烂烂。最近三年，宝泉岭大变样了。除了她挨批斗的工人文化宫那幢“大”建筑物还记忆犹新之外，其他的地方，她几乎都认不出了。一座新建的招待所，坐落在半山腰上，站在招待所的阳台上，整个宝泉岭映入眼帘：红瓦绿荫，在城市远处，就是一望无边的滚滚麦浪。好一派北国粮仓的景象！
“文革”中的难友，挤满了丁玲的住所。和她一起蹲牛棚的谢桂琴来了，在六委一起做家属工作的胡冬莲、张文豪都来了。胡冬莲如今已50出头，长得矮胖，抱着一个两岁的孩子，一张口还是道地的湖南乡音。她一见老丁，就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然后慎重地打开，里面是她珍藏的一张照片。丁玲一看，又惊又喜地喊了起来：“胡冬莲，这张照片，你是怎么保存过来的？”这是1965年宝泉岭农场六委被萝北县（按：宝泉岭当时属萝北县）评为家属工作先进单位，派代表到省里开会，胡冬莲、张文豪她们行前和丁玲拍的一张合影。当时丁玲再三推辞，她们不依，都说：我们六委能当先进，出席省的表扬会，全是你老丁领着干出来的，你不合影，这合影就没法拍了。丁玲这才被硬拉着坐在中间，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