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真是对思想史的一大误判！所以我们必须转变眼光，关注到这一个层面上来，从国家大政的方方面面来搜集资料，通过对这批人物“所思所想”和“实际行为”的挖掘研究，从而建立起“十八世纪经世之学”。
十八世纪“经世派”的活跃时期是乾隆初年，即乾隆初政的十几年时间。出于种种原因，其后它就渐归消沉，甚至为“考据学派”所“取代”。乾隆十三年以后，随着一个政策“收敛”期的到来，“经世之学”虽没有“无疾而终”，却似乎是越来越“过气”了。实际上，考据学的兴起也有其内在理路，及社会自发的一面；它可能既非出于政治打压，也并非全由政府提倡，而“依然以在野争在朝，以道统争治统”。（25）另一方面，种种学术的升降和风气的变化，不是政府就能掌控的。其原因之一，可能在于“经世之学”只是一种“有限的”知识探求，未必为大多数学子所关心，而“考据学”则可供社会上一般士人“把玩”，何况当时很多人已经以此为“职业”了呢。（26）乾隆二十年代，“考据学派”随之兴起，蔚为风气，到乾隆中叶达到其鼎盛时期。这与乾隆朝政府政策进入一个较为迷惘的“无策期”，或许也有一定关联。
可惜的是，迨革命军兴，则一切可称为清代“经世学”者，均失去其价值所在。有关遗产并未得以总结，特别是仍然“活着”而“有意义”的那一部分：如在清代历史中，是否存在现实可行的经济发展道路？土地开垦曾经有何作用，今后是否依旧可靠？“赋役”应如何征收？仓储是否越多越好？政府又当如何确定它的角色和地位？……（27）
或者，如果《皇朝经世文编》（或类似的一部著作）能早若干年——如在乾隆末年——问世，世人对乾隆之治，乃至乾隆学术，恐怕都会有一番“刮目相看”了。也许，历史上就总是这样充满了遗憾，让后人不能徒然站在前人的肩上，坐吃山空，无所作为？
讷亲的悲剧
在我的新书《乾隆十三年》中，“金川之役”俨然成了一出重头戏，它并非从正面，而是侧面，从官场文化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其中一个要角不是别人，正是讷亲，没有他的失败就衬不出傅恒的成功来。只是还有一点“意犹未尽”。
乾隆初年，皇帝身边都是一些雍正朝留下来的元老重臣，如鄂尔泰、张廷玉等。此时满洲亲贵、公爵讷亲，经皇上刻意栽培，成为新的核心班底的首要成员。所谓“朕自御极以来，大臣中第一受恩者，莫如讷亲”。作为大学士、独自承旨的首席军机大臣，一时之间，讷亲可谓位极人臣、权倾朝野。
乾隆九年，他作为钦差大臣查阅河南、江苏、安徽三省营伍，并验看河工、海塘。当时即有人认为，是借阅视营伍及河工、海塘之名，为皇上首次南巡作实地考察。但讷亲回来，所作报告如何，似乎就没人提及了。
时人程穆衡《金川纪略》曰：
乾隆九年，讷亲奉命由山东巡阅江南、江西营伍，各督抚提镇款待过于乘舆。江南抚臣陈大受至启圣祖南巡诸离宫，修饰奉之。游宴所至之处，绮绣地衣，彩棚香灯，动接百里。广罗珍器古玩，自通衢陈设至于馆舍，过后从奴收卷一空。进食每具珍膳，多者至百余扛，宰杀每物动以千计。倾国聚观，田舍皆空。
父老或释耒而叹曰：“生人大福要有分限，我侪幸未死，观此人作何结局！”
《清史稿·讷亲传》所言：“讷亲勤敏当上意，尤以廉介自敕”，似乎就不无疑问了。而更难面对的是权力的诱惑，《稿传》接着说，“然以早贵，意气骄溢，治事务刻深”，说的恐怕就是这方面的情况。
这些事情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报告皇上。乾隆十三年，因金川的败绩，皇帝这才提起讷亲的诸多不是之处，
（赴金川途中）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