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说一句。”路易斯说。“这条消息免费。”
“我给你钱，”阿弗纳说。“你能告诉我更多的消息吗？”
“我可以再去搞一些。”路易斯说。“我还听说那些人使用的是阿富汗护照。塞浦路斯的协调人很显然就是阿尔—契尔。”
这件事发生在袭击汉姆沙里几天前。阿弗纳就这件事与其他人进行了讨论。如果路易斯的情报可靠，阿尔—契尔不久就一定会在尼科西亚露面。塞浦路斯可不在突击队的行动范围之外。
在去以色列之前，阿弗纳把路易斯的电话号码给了卡尔（直到这时阿弗纳是惟一一位跟路易斯保持密切联系的人，虽然其他人也跟路易斯的人见过面）。现在阿弗纳已经跟路易斯说好，卡尔以后每天给他打个电话。如果塞浦路斯的阿尔一契尔有进展，卡尔就在12月27日以后打阿弗纳在雅典的电话。
12月27日那天，他告别肖莎娜，从特拉维夫飞往希腊首都。
阿弗纳对雅典很熟，虽然他对这个西方文明摇篮的记忆一点也不愉快。作为“穆萨德”的一个受训员，正是在雅典他第一次遇上了父亲曾经抱怨的这项工作阴暗神秘的一面。也正是在雅典，他意识到了那些荷兰小男孩也是在官僚机构中工作的公务员。这个机构跟其他官僚机构一样，充满了家族式的网络、不和、阴谋和办公室政治。
这件事本身很简单。不值一提，真的。当时“穆萨德”驻雅典站的站长有一天晚上喝醉了。他在公共场合，一家餐馆喝醉了，当时在场的有比他小很多的妻子、阿弗纳和一位年轻的“穆萨德”特工。不用说，别人不知道站长是个以色列特工。他的身份是雅典商人。这样，他在餐馆里喝醉就不一定太违反安全规定了。但是，不巧的是，他是个丑陋的令人反感的醉鬼。在他酩酊大醉之时，甚至爬到桌子上拉开裤子的拉链。如果不是阿弗纳和那个年轻特工阻止的话，他会把尿撒到其他客人身上。他的妻子很显然已对丈夫这种粗俗的好斗行为习以为常，她站起来就走了，留下那个年轻特工应付这个嗜酒的老板。
如果到此为止也就没什么了，可阿弗纳对这件事感到十分震惊。他是个没有经验的受训员，还有某些幻想，而且刚到雅典。他想当然地认为，站长应该是个值得尊敬的人。而且，犹太人也许跟其他种族一样，有很多恶习，但喝醉酒，目无法纪的情况是很少的。阿弗纳想不起以前见过这样的事情——而这个人还是“穆萨德”的一个站长。这是不能饶恕的。
他跟另外一名年轻特工讨论之后，决定写一份报告。那个年轻特工也说要在他的报告中反映这件事情。毕竟，这是他们的职责。他们的老板也许需要精神方面的治疗。阿弗纳甚至还想过，整个事件也许就是一个试探，看看他这个受训员会不会出于对那个老人某种错误的忠诚而缄默其口。他才不会上他们的当呢！
然而，使阿弗纳十分吃惊的是，他大约一个月后回到特拉维夫时，一个相当于人事部门的“穆萨德”让他去汇报。三个人正坐在办公室里等着他，看起来都不高兴。在阿弗纳看来，他们是典型的加里西亚人。
“你这张纸上有一些非常严重的不实之词。”第一个人把阿弗纳的雅典报告从桌子对面推给他，说。“我们建议你撤回去。”
阿弗纳目瞪口呆了。“你们在说什么？”
他问道。“事实就是这样。看看跟我一起的那个人的报告就知道。”
“我们看了。”那个加里西亚人自鸣得意地说。“他报告里对这起所谓的事件只字没提。也许这是你的想象。”
“即使不是你的想象，”第二个人说。“这件事也可以这样看，你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时，你写报告反映情况的这个人已经为以色列做了很多贡献。现在他还有一年就退休了。像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