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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1 / 5)

正是这种区别于注重现实的古典儒者的探索精神,让理学诞生到人间。理学虽然诞生于南宋,可在南宋时命运多舛。朱熹晚年,发生了“庆元党禁”,一大批理学家和信奉理学的朝野著名人士被列入伪党名录。理学受到重创,直到南宋灭亡,都未恢复元气。不过元朝初期,蒙古人对思想的宽松政策使理学重获青春。理学就在它倒下的地方(中国南方,当年的南宋地区)站起来,开始发光发热。1314年,元朝皇帝把朱熹特别推崇的“四书”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并且指定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它的参考书。直到此时,理学在全中国被普及,渐渐有了压倒其他思想的权威。

然而,自理学诞生的那一刻到它拥有唯我独尊的地位时,它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始终像个恶灵一样跟随着它。

首先,理学在“存天理去人欲”的执行上过于严苛。这一点,程颐登峰造极。程颐认为,人生应该严肃,并且要绝对严肃。他曾给小皇帝赵煦(宋哲宗)上课,当时是春天,树枝发出清新的芽,让人怜爱。赵煦趁程颐不注意,折了一根树枝。程颐发现,脸色大变,说:“春天正是万物复苏之时,您怎么忍心折杀它们,这真是没有天理。”这种忽视甚至是扼杀情感的理学,实在让人无法喜欢上它。

其次,理学萌芽于北宋王安石变法时,倡导理学的那些人因为没有政务在身,所以不对政治负责,于是提出了高调的个人道德主义。他们希望每个政治家都应该具备他们所说的个人道德素质,程颐认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必须是完美的道德家,必须要有古典儒家所要求的一切美德:仁义礼智信,甚至包括个人卫生。司马光就曾攻击王安石,认为王安石一年才洗一次澡,连胡子里都是虱子,这样一个连“修身”都做不到的人,怎么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问题是,个人的道德和能力扯不上半点关系,可理学家非要认定,个人道德是能力的基石,没有个人道德,能力就大打折扣。王安石对那群高弹高调个人道德主义的理学家反击说,你们说的那些都是“壁上行”,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的确没有实现的可能。程颐还算是合格的,他的一生极端严肃,几乎没有笑过。但别的理学家就没有这种能力了。久而久之,理学家们大谈特谈的“存天理去人欲”渐渐变成说给别人听的口号。正是因为说给别人听,所以调越高越好,这让人在那些严苛的道德规定下无所适从的同时,也注定了理学师傅们不能知行合一。早在朱熹时代的南宋时期,就已经有人指责理学家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说一套却做一套,理学宗师们规定的那些道德要求,都是让别人用的,理学信奉者只是讲师,不是实践者。

最后,也是最致命的,理学迈进明朝时,在明朝各位皇帝的努力下,被打造成了国家意识形态。这个变异过程漫长但却相当顺利。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国不久,就在那位充满神话色彩的刘伯温的建议下,全盘接受了元王朝的科举制。朱元璋在思想控制上比蒙古人狠一百倍,他把理学之外的所有学说统统列入异端,甚至是孟子的“吊民伐罪”思想都被他砍了。如此一来,理学一方面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使得凡是想通过读书改变人生的人必须接受,由此普及全国;另一方面,理学由此成了明帝国的唯一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

如你所知,一种思想被确定为国家意识形态后,就成了不言而喻的真理。由此会给生活在其中的人带来下面的刻板印象:一切都臻于完美,你只要在它那一套架构中调节自己的生活,补充自己的知识,完善自己的心灵,就一切圆满。本身,理学就有一个严密完整的体系,在这一严密完整的体系中,一切问题都有答案,你不必再去寻找答案。实际上,在一个严密的体系里,你也找不到不同的答案。最有天赋的思想家就是最大胆的怀疑者。但你一旦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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