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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这段话还透露出一个信息。他初到南赣打败詹师富之后曾给中央政府上了一道奏疏，他认为赏罚不明才是南赣剿匪屡次失利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他自认为能够顺利扫荡群贼，归因于他在忠诚地执行了赏罚。
固然，“赏罚公正”是一个组织前进的催化剂。但公正的赏罚只能保证组织本身的前进，它并不是组织解决外部问题的充要条件。王阳明南赣剿匪的全盘胜利，主要靠的是他非同凡响的军事才能和行政才能。
王阳明在军事上有三个过人之处。
一、不重形式，只重实质。王阳明之前的南赣巡抚都喜欢调动四省部队，场面壮观，声势逼人，却寸功难立。王阳明认为这是搞形式主义，南赣地区千山万壑，根本就不适合大部队纵横驰骋，而且劳民伤财。他动用的剿匪部队其实只是机动部队，人数最多时才一万余人。按他的见解，山贼未经过专业的军事训练，所以野战能力脆弱，全靠地势存活，只要解决了他们倚靠的“地利”就万事大吉。而解决“地利”的问题，一支骁勇善战的机动部队就足矣。
二、以毒攻毒，以贼攻贼。任何一个王朝的正规军在军事训练中很少训练山地战。因为正规军的主要任务是抵御强大的外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必须在大平原上进行硬碰硬的冲锋战，躲猫猫式的游击战简直就是玩笑。所以正规军一旦对付起山贼草寇，就力不从心。王阳明的策略就是以毒攻毒，以贼攻贼。最了解贼的不是官，而是贼。用贼攻贼，势如破竹。王阳明重用受降的卢珂，就是此例。
三、心理战。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永远让人摸不透他的路数。
在军事才能之外，王阳明还有出色的行政才能。每消灭一处土匪，他就在土匪滋生处建立政府据点，崇义县、和平县就是这种思路的产品。另外，之前我们提到的保甲制、光荣榜和黑名单，都被王阳明在南赣地区全方位地实行了。最值得一提的是《南赣乡约》。
南赣匪患销声匿迹后，王阳明开始以一个儒家门徒的眼光看待匪患产生的缘由。儒家思想把个人道德抬到至高无上的位置，认为道德是灵丹妙药，百病可除。王阳明把这种思想实践化。他的心学认为，道德就在我心，不必外求，关键是有人并不想释放它。
如果遇到不想释放道德的人，王阳明和孔孟的办法一样：教养。孔孟、朱熹、王阳明都认为，家庭宗族乡里的风俗环境，对个人的道德和行为影响极深。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孟母为了让孟子有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曾多次搬家。王阳明则说：“天理固然在我心中，但如果一个意志力不坚定的人，生活在一个肮脏的环境里，他的天理就很难显现。”
按王阳明心学的意思，真正的圣人是在花街柳巷而能清白为人，不去做妓；是在强盗窝里正身修心，不当强盗的人。可这样的圣人凤毛麟角，因为大多数人都是被大环境影响的。所以，对于这大多数人来说，大环境是相当重要的。
不过王阳明也认为，单纯和这些人讲大道理未必有效，所以他的《南赣乡约》不是道德教科书，实际上，它应该属于命令，其中主要内容如下：
一、每一乡的领导人（约长、约正）要帮助大家，必须对他所管辖区域内的人负责。任何人有疑难，乡领导必须出面为其解决。乡领导还要主动去了解人们的困难，如果有人作奸犯科，乡领导就有连带责任。
二、每一乡的领导人要协助官府完成纳粮的任务，劝一些顽民改过自新、恪守本分，以及劝诫大家维护地方安定。如果乡领导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必须第一时间向官府汇报。
三、每一乡的领导人有保护其所管辖人民的责任。如果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