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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部分 (1 / 5)

而正当王阳明的弟子们要感谢他时,王阳明又给这群弟子们出了个难题:他未得到任何命令,擅自离开广西回浙江了。

桂萼兴奋得一跳三丈高,叫嚣道:“如果再不惩治王阳明,国法何在?!”

王阳明的弟子们大为懊恼,他们远在京城,恐怕永远都不知道此时王阳明老师面临的境况。王阳明不能不离开,他已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有一点值得补充,王阳明不能来京,表面上看,杨一清和桂萼是罪魁祸首,实际上他们只是推波助澜,真正的问题在朱厚熜身上。

朱厚熜开始时想要王阳明来京,那是因为他有大麻烦,杨廷和把他压得抬不起头。但他在“大礼议”中胜出后,他很快就摆正了自己的立场:王阳明不能来京。根由是,同行是冤家。

朱厚熜是个自以为是的半吊子儒家知识分子,他年轻时曾受过儒家专业教育,做了皇帝后喜欢经常推出自己的思想,当然,他的思想还是在朱熹理学中打转转。在身边一群擅长阿谀奉承的人全力吹捧下,朱厚熜断定自己哲学的造诣已深厚到难以想象的境界。

1526年,朱厚熜用他有限的智慧写下了哲学文章《敬一箴》,被翰林院的那群腐儒吹捧为“帝王传心之要法,致治之要道”的人间天书。朱厚熜马上扬扬得意地让工部建敬一亭,并命令翰林院摹刻于北京和南京的各个学院以及地方学院的校门前。两年后,当王阳明在广西等待他的召唤时,敬一亭建成了,群臣争相祝贺,朱厚熜沾沾自喜却还是装出少有的谦虚说:“我也只是学有粗得,但这却是我自己所悟的哲学,非比寻常。”

实际上,他的所悟是照着朱熹画瓢。他既然画瓢,当然绝不能容忍别人居然能制造瓢。王阳明的心学就是王阳明自己制造出来的瓢,朱厚熜对王阳明显然有羡慕嫉妒恨的情结。他不但嫉妒王阳明,而且嫉妒所有和自己的哲学有抵触的学说。1529年农历三月,有臣子献上《大学中庸疑》,朱厚熜暴跳如雷,说:“朱老夫子的东西你都敢疑,给我烧了。”

有这样的皇帝,自得之学的王阳明心学显然不会受到礼遇,连带着王阳明也就不会受到朱厚熜的青睐。

这是王阳明的不幸,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的不幸。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大概是1528年农历十月末离开广西的,一路走得异常缓慢。有两个原因:其一,他的身体状况实在不能适应远途劳顿;其二,他还是抱着一丝希望,他希望能等到皇帝的关心和许可他退休的命令。遗憾的是,当他已进入江西地界时,还是什么都没有来。

在王阳明人生最后也是最宝贵的时光里,他仍不忘谆谆告诫弟子们要好好“致良知”。他强撑着病体给他的弟子聂文蔚写信,申明“事上磨炼”的真谛。他说:“人做学问,一生也只是为了一件事。自小到老,从早到晚,不管有事无事,也只是做这一件事,这件事就是致良知。所谓‘事上练’也不过就是‘致良知’,但这里有个诀窍,要勿忘勿助,不要忘记你时刻要致良知,但也不要拔苗助长。致良知是个循序渐进的生命过程,要一步一步来。伟大的都城北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必须要遵循下面的原则:事情来的时候,尽我的良知应付。没有事情来的时候,也不要去找事,只要在心上时刻想着致良知就对了。”这就是古典儒家所谓的“必有事焉”,在你心上,一定会不停地有事,而这个事就是光明你的良知。事上磨炼,并不一定非要没事找事,当你静坐并光明你的良知时,这也是事上磨炼。

他又给他在浙江老家的弟子们写信,信中总是在追问弟子们的学业是否有进展,同时谈到了他的病。弟子回信说很担心他。他苦笑了一下,当他到达江西梅岭时,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王阳明意识到这不是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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