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率的降低，然后是高死亡率，这必然造成低人口增长率。这种人口学特征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同时也使它成为一块移民的乐土。在19世纪下半叶，大量比利时人、意大利人和因大屠杀而被赶出来的东欧犹太人来到了这块土地。在1880年至1925年之间，有大约10万犹太人进入了法国，他们中的80％在巴黎安了家。总的来说，进入法国的移民从1851年的38万上升到了1901年的100万多，或者说占总人口的％，占巴黎人口的。根据释义，移民是贫穷和不引人注目的。从下面这些事例上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来自欧洲中部的犹太人受到在法国生活了多年并已经被同化的犹太人的怀疑，而法国工人则对意大利移民产生恐惧，尤其是在出现危机时恐惧更甚。为了生存，移民们不得不维持他们的家庭体系和传统方式，然而立法，比如1889年关于加入国籍的法律，则促进了他们的同化。这种移民对私人生活的实践和概念产生了什么样的冲击呢？
雅各宾时期的法国显得相当自信。这一时期的学校是一种统一的手段，促进了公民身份与习惯的同化。学校教人们应该怎么去解决他们的方言，纠正他们的口音，而且非常有效地使本国人和外国移民能适应这种强制同化的制度。法国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敌视以及不认为性是个性的主要方面可能也表明，法国对个性和亲密的认识是完全不受外界影响的。很明显，在19世纪，私人生活是与国家文化的繁荣分不开的。
在法国大革命中，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分界线是非常不固定的。国家、国家意志经常渗透到私人生活的领域。然而，矛盾的是公众空间的扩大和日常生活的政治化却最终造成19世纪早期私人空间更进一步的发展。 一度扩大的生活公众化，尤其是在1789年到1794年之间，造成了浪漫的自我主义的倒退，并使家庭蜕变成一个明确的内部空间。而在这之前，私人生活不得不忍受西方史中常见的系统性的攻击。
革命党人将公众与私人的差异更多地归于心灵，他们并不普遍地认为应该把新国家分开。从孔多塞到蒂博多再到拿破仑，他们的口号都是一样的：“我没有党派。”党派政治，也就是私人团体或者个人政治，被认为是阴谋的同义词，而利益则是背叛国家的代名词。
在大革命中，私人意味着派别，私事就等同于产生阴谋的秘密。因此，革命党人坚持全面的公开化。只有保持警惕并经常参与公共事务才能防止私人利益和各种派别出现。政治会议必须对公众公开；立*议因为出席者众多且再三被干扰而合法化。任何沙龙、集团或者私人社交圈都会受到强烈的谴责。在公众政治场合表达私人利益被认为是反革命的行为。“只有一个政党，那是密谋者的政党，”夏博声称，“其他的都是人民的政党。”
这种强制性地坚持将私人事物排斥于公众领域之外的观念，很快就在超越公众和私人间的界线问题上产生了矛盾的后果。比如社会专用名词，比如贵族和共和主义者，又有了新的政治含义。如果一个共和主义者不是以饱满的热情来支持大革命，他就可能被冠以贵族的称呼，因此太多的个性有了公众化的政治含义。1790年10月，马拉宣称国家议会“几乎全是由前贵族、教士、律师、国王的侍从、官员和法学家组成，他们都是一群没有灵魂，没有精神，没有荣誉和没有礼貌的人，从信仰上和身份上都是革命的敌人”。大多数立法委员“是狡猾的无赖和可耻的骗子”，他们“是一群堕落的人，狡猾而不可信任”。不仅占据错误的政治地位，他们还缺少基本的素质。如果公众人物不是以正确的方式来保卫大革命，他个人就会堕落下去。马拉指向哪里，其他人就走向哪里。在1793年，“一个温和的斐扬派贵族”被认为是一个半文盲，“虽然很明显他有能力这样做，但他没有被证明是彻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