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特不断进行思考的原因。法国革命在哪些方面改变了他们以及公民的生活，而在哪些方面却是改变不了的呢？桑德描述了贝里的农民是怎样坚持使用他们熟悉的“tu”（法语中“你”的俗称），而拒绝城里“年轻先生们”的好心的，这些资产阶级的新成员因为曾经称呼桑德的祖母，一度高贵的都旁夫人为“你”而感到自豪。康斯坦特强调言行自制的重要性：“在那些日子里，我听到了最激｜情洋溢的长篇演讲；我看到了最气势壮观的*，我见证了最神圣的誓言。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生。为了避免争论，国家认为这些活动只是仪式，并参与其中。活动结束，每个人都回到了家，先前的想法和承诺也随之结束。”
康斯坦特的这段观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公有和私有的关系是所有革命后政治理论关注的中心。如何定义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以及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成了当时最主要的问题。当自由主义和“无形的手”继续保持经济思想中一些流行的想法，即对18世纪的成功心满意足时，政治思想家们却感受到了如何界定“私有利益”和应该怎样组织这些“私有利益”的必要性。当时最新的政治主张大概就是把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生活发挥着一项本质的、规律的功能，它扮演了“隐藏着的上帝”的角色。
这个主张在欧洲得到了公认。《凯瑟琳的大厅》描述了在19世纪初的英国，福音派新教会者和功利主义者是怎样同时阐述他们关于家庭生活的观念的。在公众社会，本瑟姆的“图解”通过父亲威严的注视，说明不管是上帝指派或是依照理智 ，父亲就是家庭的主宰，是每个家庭成员的主人。
关于私有和公有之间有相似之处的观点，哲学家黑格尔或许阐述得最为全面。在《权力哲学的原则》（1821）中，他诠释了个人、公众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黑格尔认为，法律的基础是个人，因为所有的权力都授予了个人。事物本身决定了自身，为使其本身具体化，就要求拥有个人财产。人的自杀行为是人的自我权力的最终体现，就好像人的犯罪行为只是人的自身责任的一种体现。但是个人是从属于家庭的，这样一些家庭团体就组成了公众社会最基本的“圈子”。没有家庭，国家将会面临应付“畸形的团体”即*的压力，不得不时刻提防出现*。
黑格尔认为家庭是伦理道德的守护者。家庭是建立在得到双方同意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基础上的。在家庭中，感情不是必需的，甚至危险也不存在。最好的婚姻是包办的婚姻。在这样的婚姻中，人的意愿是跟随着婚姻合约的，而不是超越它。家庭是构筑在理智和意愿上的，是由物质和精神载体（比如记忆）牢固联系在一起的。家庭的世袭财产既指经济必需品，也指象征家族的传训。家庭，“对其每个成员都要虔诚”，这是一项道德标准，“对单个人而言，他的家人都是不确定的”。父亲是家庭的主宰，他的过世让其继承人得到了解脱，也标志着这个大家庭单元的结束。这些家庭的规律必须遵守，这样的大家庭其实比由它分开的小家庭的总和大得多。路易？都芒认为，19世纪的家庭是“一个整体”。家庭角色则是按性别来分类的，也就是按不同性别的“自然特征”以及19世纪典型的对分法——被动和主动、内部和外部——来分类的。“男人真正的、真实的生活是从政、从事科学研究等等，以及在战斗中和工作中与外面的世界进行联系和与自我进行交流。”“女人真正的命运掌握在家庭的实际道德规范上，女人的虔诚体现了道德规范的发展趋势。”孩子们是家庭的成员，他们拥有自己的权利。作为未成年的个体，他们必须接受教育，但是他们并没有尽情享受这种快乐，这就是孩子与成年人的区别。当他们成｜人时，他们应该已经做好了接任他们角色的准备，“男孩们成为家庭的主人，女孩们成为主人的妻子”。事实上，直到他们的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