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了汉泽曼的分析，威廉已经确认，布莱希罗德必然提前知道了英国政府的行动，所以才敢在半月前开出巨额空单。对于这种令国家利益受损的事情，威廉发自内心的感到深恶痛绝，当即就下定决心，事情一旦查实，便亲手把那帮德国内部的金融蛀虫送上绞刑架。
“我来问你，布莱希罗德共有多少资产？他和英国银行有着何种利益关系？他的背后还有哪些势力？”威廉发出一连串的提问。
汉泽曼则根据自己掌握的的情况如实回答，令威廉感到吃惊的是，布莱希罗德是俾斯麦首相的好友，替俾斯麦家族打理财产已有几十年时间，想来德国在1870年代经济上的一些昏招少不得有此人在后面参谋赞画，出些损公肥私的主意。
不过现在俾斯麦首相已经作古，区区一个赫伯特能应付好外交部的本职工作便是不错了，想要当布莱希罗德的保护伞还差得远，而且那种引火烧身的事情也是唯恐避之不及的。
按照汉泽曼的说法，布莱希罗德的名下资产大约有一两个亿马克，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委托财产。
“现在国家正是用钱之际，既然布莱希罗德这么不长眼的撞到枪口上，那就别怪老子不客气了。”威廉心想。
当晚，威廉又紧急召见了德意志银行行长西门子男爵和帝国银行董事会主席申布伦男爵（相当于中央银行行长），分别询问了他们对当前金融局势的看法以及当英国提高关税后德国将遭受到的损失。
德意志银行行长西门子男爵自然是屁股决定脑袋，说了不少对自己有利的言论，不过威廉还是小心的从他嘴里求证了布莱希罗德和英国方面的关系，以及他是否提前获悉了英国的外交政策。得到的答案自然是和汉泽曼如出一辙，两人的说法并无矛盾之处。
之后便谈到了英德贸易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已经70多岁高龄的来自梅克伦堡的帝国银行董事会主席兼帝国财政局长申布伦男爵倒是颇有独到的见解。
申布伦男爵是德国国民经济学之父李斯特的拥趸，他从贸易保护主义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说起贸易保护主义，首先应理一下它和重商主义间的关系。德国国民经济学之父李斯特教授虽然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竭力批判了《国富论》中的自由贸易主义论调。但事实上，这仍然是对重商主义的另一种完善和丰富。他的意义在于使得后人逐渐摆脱了将重商主义等同于自由贸易主义这一片面认识。此后，自由贸易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两大学派间的对立局面开始出现。
说到重商主义，则又不得不提一下实行重商主义的前提。即，“国家要强盛。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是首要前提。其次是以国家的力量来推动重商主义。”作为早期的重商主义，主要强调的是国家对于获取金银等贵金属的重要性。随着科技的发展，交通工具的进步。商人的足迹遍布全球。建立一个世界市场已经成为可能。但仅仅依靠商人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有效避免在商业活动中所遇到的风险的。因此商人急需得到一个强有力的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商人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开始趋向一致，国家为商人的经营活动提供有效的保护，商人则不断为国家输入大量的金和银。因此，民族国家也就被视为了推行重商主义最好的工具。
申布伦男爵把自己所坚持的建立在发展工业和贸易保护基础上的重商主义学说称为后重商主义，其核心的追求依然没有改变：输出劳务，获得金银。
他认为，英国和德国彼此给于了对方以贸易最惠国地位，不同的是，德国的总体关税偏高，而英国偏低三个百分点，一旦英国把从德国输入商品关税提高到和德国总体关税相当的水平，那么德国将无法做出有力的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