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啊！这确实是个问题。”陈文强也希望和其他革命团体形成同盟，以壮大推翻满清的力量，但细节问题让他也颇为头痛。弄不好同盟瓦解，革命团体之间势如水火，或者因为联手而泄露了复兴会的核心机密，导致复兴会的损失。
……………
陈文强对于革命联盟很谨慎小心，但革命的北辰此时却正在东京搞着革命大联盟的事情。
惠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其所造成的影响与1895年的那次广州起义完全两样。正如北辰所言，广州起义失败时，“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漫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但惠州起义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据此，北辰“心中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迷梦已有渐醒之兆”。
不过，高兴归高兴，后来清廷开始实行新政，国际上的压力减轻，而北辰虽然在日本做了些事，但收效不大。久居日本，北辰也自觉无趣，便于一九零三年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
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北辰发现自己的革命发源地早已被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派占据，而自己亲手创立的兴中会竟然早已不见踪影。失望之余，北辰和保皇派展开了大论战，无奈保皇派势力坐大，无法撼动他们的地位。愤然之下，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了洪门致公堂，被封为洪棍（洪门中的“清贵”之职，地位虽高但无实权）。
一九零五年初，孙中山突然接到一群湖北籍留欧学生的来函并汇有八千法郎，邀请他到欧洲一游。原来，当时张之洞在湖北主政，那些新式学堂的革命小青年成天闹事，把老张弄得是头皮发麻，后来他心生一计，何不用公款将他们送出国外，既可以让自己的地头清静，也博得善教爱才之名。不过，在派送的时候，张之洞特意留了个心眼，那就是闹腾动静小的送日本，动静大的就送欧洲－－－这样离得远一点嘛。
当时在欧洲的那些湖北官费留学生个个都很有钱，他们大都出身富裕家庭，加上官费又充足，日子过得逍遥自在。贫困催反心，这饱暖有时也会闹革命。这些官费留学生到欧洲后又想搞点革命活动，但苦于没有带头大哥，难有影响。后来，他们听说北辰在欧洲的名声很大，这时恰好有个叫刘成禺的留学生和北辰有过交往，于是便通过他将北辰邀请过来，以壮声势。
北辰接到这笔巨款，当然喜不自禁，很快便前往欧洲。到欧洲后，北辰拿出了他的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设民国，平均地权”，在欧洲各大城市如布鲁塞尔、柏林、巴黎兜了一圈，大加宣传了一番后便直接去了日本。
在东京，通过杨度的介绍，北辰与黄兴等人相识，并倡导筹备成立中国同盟会，得到了黄兴等人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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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六章 战士的理想，三驾马车
自1903…1905年开始推行的清廷新政，是清朝最后一次，也堪称是最认真的一次西方式的改革，但是这场改革却只能依靠行政手段来推行，本来就已经陷入腐败和失效的行政网络，正好借助新政施展其最后的疯狂。
“借新政之名，其实金钱主义”，几乎所有的新政名目，从办学堂、办警务、到兴办地方自治，清查户口、丈量土地，都成了官吏们借机敛财的机会，各种田赋附加和捐税，直接冠以各项新政的名义。
应该说，新政的实施，虽然在程度上有很大差别，但在大方向上与革命的目标是一致的，均属于西式的向着现代化的改革。然而，对于这种改革的怨恨，却成了同一目标的更大变革的起点，这对于清廷和民众来说，都是难以想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