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贝贝都在看他，窘得半死。我想，至少他没看到熊——还有我家其他人。跟往常一样，老比利慢吞吞地踱进来，她刚醒。
“怎么？”她问我。
“安妮没吵醒你吗？”我问她。
“她早就吵不醒我了，”老比利说，“吵到我的是五楼那些该死的新世界设计家。”
我看看表，还不到清晨两点。“你一定还没醒，”我对老比利说，“激进分子不会这么早来。” 。。
09 第二家新罕布什尔旅馆（14）
“我清醒得很，”老比利说，“有几个激进派昨晚根本没回去。有时他们会待一整夜，通常都很安静。八成给安妮的尖叫吓到了，不知把什么玩意摔了，然后又在那边窸窸窣窣捡东西。”
“他们晚上不应该在这儿的。”弗洛伊德说。
“我看够了这种下流事。”新罕布什尔来的女人说，好像自觉被冷落了。
“我可全看过了，”弗洛伊德神秘兮兮地说，“下流不下流，习惯就好。”
贝贝说她这一晚干够了，便回家去了。安妮带英琪回去睡觉。她那尴尬的男伴想不露声色地溜出旅馆，但新罕布什尔一家人的眼光一路都没放过他。约兰塔随弗洛伊德、老比利和我来到二楼楼梯口，仔细听着楼上的动静，但激进分子——如果他们真在那——已经安静下来了。
“我太老，不想爬楼梯，”老比利说，“头脑也不差，不想蹚别人的浑水。不过反正他们在上面，”她说：“你们自己去看。”然后回街上，去干她那门优雅的职业。
“我看不见，”弗洛伊德说，“爬到五楼要花我半个晚上，再说，就算他们在，我也看不见。”
“球棒借我，”我对弗洛伊德说，“我去看。”
“带我去就行了，”约兰塔说，“管他妈的球棒。”
“反正我也不能没棒子。”弗洛伊德说。约兰塔和我向他道晚安，开始上楼。
“要是有任何动静，”弗洛伊德说，“就过来叫我，要不然明天早上再叫我也不迟。”
约兰塔和我在三楼楼梯口听了一会儿，只听到新罕布什尔一家子把所有家具推过去顶住门的声音。年轻的瑞典夫妇一直睡得很好——显然很习惯某种高潮或者谋杀。布根兰的老头八成一进房门就死掉了。而四楼的英国自行车迷大概都还烂醉如泥，我想；不过我们站在四楼楼梯口，倾听激进派的动静时，倒遇到了他们的其中一个。
“怪得要命。”他小声对我们说。
“什么事？”我问。
“我好像听到楼下传来一声要命的尖叫，”他说，“但是刚刚楼上又传来拖尸体的声音，怪得要命。”
他看看约兰塔。“这捞女懂英文吗？”他问我。
“她跟我一起的，”我说，“你最好回去睡觉。”那时我差不多十八九岁，但举重的成果已经不容忽视。自行车迷乖乖回去睡觉。
“你想是怎么回事？”我问约兰塔，朝无声的五楼点点头。
她耸耸肩，方式跟母亲或弗兰妮完全不同，但毕竟像个女人；那双大手又放进吓人的皮包里。
“我何必管？”她问道，“或许他们能改变这个世界，”这说的是激进分子，“但他们改变不了我。”
这话多少给了我一点勇气，于是我们一起登上五楼。打从三四年前帮他们搬打字机和办公用具以来，我就没再上去过。甚至走廊看起来都不同了。堆满箱子和瓶子，是化学药品，还是酒？我想着。如果是化学药品，也比油印机所需的还多得多。也许我早该猜是给车子用的，但我没想到。我敲离我和约兰塔最近的一扇门，心中毫无猜疑。
恩斯特开门，面带微笑：“怎么了？”他问：“睡不着？太多高潮？”接着他看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