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卡洛斯开始在暗中密切看护她。每天早晨，当她在水里游泳时，他就会就近找点活儿干，好掌握她的动向。他开始定期检修她的摩托车，以确保所有部件不会出问题。他在散落在山脊上的小村落里设立了许多岗哨，让村民们帮着盯梢，这样当“圣母”殿下每天下午出来散步时，总会有人看着她。
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一天下午，当强劲的海风来袭时，是卡洛斯注意到了“圣母”殿下还在山脊上散步。他在一堆碎石中找到了她，发现她已经不省人事，左手压在一块重达一百多磅的巨石下面。他把她抢救出来，抱回了村子里。后来里斯本的医生说，要不是卡洛斯的及时抢救，安娜·罗尔夫恐怕就要失去她那只蜚声世界的左手了。
她的康复过程漫长而痛苦——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连好几个星期，她的左臂都动弹不得，上面缠着厚厚的玻璃纤维绷带。由于她再也骑不了摩托车了，卡洛斯暂时成了她的司机。每天早上，他开着她的白色路虎车，载着她一路奔驰下山，进村赶集。行车途中，“圣母”殿下一直沉默着，两眼望着窗外，缠满绷带的手放在膝盖上。曾经有一次，卡洛斯为了让她开心起来，在车上播放了莫扎特的曲子，不料“圣母”殿下把光碟取出来，一把扔进了窗外的树林里。从那以后，卡洛斯再也不敢给她放音乐了。
随着伤势渐渐恢复，她手上的绷带越来越少，最后干脆不绑绷带了。原本大片的浮肿也开始消退，只不过上面留下了疤痕。“圣母”殿下想尽了办法遮掩这块疤痕，她穿上了长袖衬衫，袖口用蕾丝花边拼贴起来。进村赶集时，她会下意识地把左手藏在右手臂下。
等她试图重拾小提琴时，她的心情变得更坏了。一连五天，每天下午她都会去别墅二楼的琴房。每次她都会试着演奏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比如两个八度小调音阶、琶音什么的，但是就连这些，对于她受伤的左手来说，都已经是巨大的挑战。没过多久，练琴室里就会传出一声痛彻心扉的尖叫，紧接着就是一连串声嘶力竭的咆哮怒骂，听声音像是在说德语。第五天，卡洛斯从葡萄园里看见“圣母”殿下把她那台名贵的瓜尔内里小提琴高高举过头顶，准备摔到地上。但是她最终没有狠下心来，而是把小提琴轻轻放了下来，抱在怀里，痛哭起来。当天晚上，卡洛斯在咖啡厅里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曼努埃尔，曼努埃尔则伸手拿起电话，向话务员询问了欧洲艺术管理公司的电话号码。
过了四十八个小时，村子里来了一小队人马。为首的是费奥纳，一名英国女子，同行的还有两个男的，一个来自美国，叫格里高利，另一个来自德国，叫郎先生，看起来脸色阴沉，不爱说话。每天早上，格里高利都会督促“圣母”殿下做几个小时的复健，帮助她恢复手部肌肉的力量和关节的灵活性。到了中午，郎先生就会来到练琴室，手把手地教她怎么重拾小提琴。她的技艺渐渐恢复了，但是就连在葡萄园里干活的卡洛斯都能听出来，她的水平已经比不上从前了。
到了十月，这三个人就离开了，“圣母”殿下又变成了一个人，她的作息又变得和往常一样规律，只不过每次骑摩托车时都会小心一些，出门散步之前也会先看一下天气预报。
到了万灵节，她又消失了。卡洛斯注意到，这次她坐上路虎揽胜座驾前往里斯本的时候，身边只带了一个黑色皮革的服装袋，没有带小提琴。第二天，他在咖啡厅里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曼努埃尔，曼努埃尔给他看了一则《国际先驱论坛导报》的新闻。卡洛斯看不懂英文，于是曼努埃尔给他翻译了出来。
“父亲去世的消息就已经够令人悲伤的了，”卡洛斯说，“至于谋杀……那简直太糟糕了。”
“的确，”曼努埃尔说着，把报纸折了起来，“不过你应该听听她可怜的母亲是怎么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