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200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针对伊朗国家情报评估机构所做的一份总结报告为例，探讨了官僚主义的危害性。这份报告声称，伊朗已经在2003年停止了核武器开发，美国有理由相信，2007年的伊朗并没有重启核武器开发的计划。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次重大的误判。这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最后，我们经过多次讨论，话题最终落到了美国国家情报部以及这个新的强大的官僚机构给美国中央情报局带来的繁重的、成效颇低的信息要求、管理指令和预算规定等问题上。
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赖斯要求由转型外交顾问委员会来解决人员招聘、信息技术系统，以及该委员会与政府其他机构，尤其是美国国防部的协调合作问题。之后，我们审查了美国国防部内部一切变革所需要的审批流程。结果发现，这些流程几乎令任何改革都难以推进。盖茨部长后来在他的回忆录《职责》（Duty）中也指出了这个尖锐的问题。我们针对这个棘手的问题讨论了解决方案。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英勇的士兵们面临着绝望，基本的生活需求也无法得到满足，但就在这种时候，美国国防部却能心安理得地大量斥资以稳固五角大楼里的官僚主义作风。前线士兵与后备力量的比例跟以往一样混乱，虽然各级领导者都在绞尽脑汁地改变这一点。我们还开展了一项特殊的项目，旨在推动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防部与商界的亲密合作，从而进一步实现美国在全球热点地区问题上的目标。
这项工作的难度很大，但让人振奋。能有机会为我所敬仰的人士效力，我感到三生有幸。这一经历进一步验证了我的观点：人就是人，有组织的地方就会有官僚作风，无论是在企业还是在政府部门，都不可避免。变革就是变革，难度都不小，尤其是在大型组织机构内部，存在众多无形的地盘派系斗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重心和不容侵犯的底线。如果无法在联邦政府机构进行成功变革，官僚主义体系将会耗费这个国家更多的财力和物力，工作成效无法提高，甚至不断下降。官僚主义的本质就是如此。
我涉足政坛，是因为我知道政界人士制定的政策会从很多方面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需要激发民众的潜能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治愈伤口，允许每一个美国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能过上有尊严、有目标的日子。我们需要的是不同的政策和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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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初夏，我在美国国防部和情报机构工作的时候，约翰·麦凯恩参议员的助手告诉我，参议员想见见我。我和约翰相识于2000年，当时我去美国国会为网络税收问题做证。约翰当时是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的领导人，他完全认同我的观点。我们双方都想要保持网络创新的自由。如今，约翰正在参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但情况不容乐观。他很不开心，从他的做法就能看得出来。他不再卖力地筹款，与顾问们的意见也大相径庭。出于经费考虑，他不得不解雇了一半的竞选职员。美国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称他为“争夺者”。
我去约翰的办公室和他见面，他希望我出面帮助他完成美国总统竞选。我虽然非常敬仰麦凯恩参议员，但这个请求还是令我有些犹豫。我从没答应过参与竞选这种事情。作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一直坚信，我所代表的是公司里的所有人，不应该陷入派系斗争中。然而，就在我读完约翰的回忆录《父辈的信仰》（Faith of My Fathers）后，我非常支持约翰的竞选理念，我也相信，通过竞选，我能更好地发挥个人才能，积累经验。所以，我答应了。很快，我就和约翰同舟共济了。
2007年的夏天，我们的竞选活动开始了。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其实我们的竞选活动规模小得可怜，经费也少得不能再少。我们住的都是经济型酒店，随行的人员不多，参议员得自己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