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来了。这次他的神情放松多了，一聊之下，我才知道，他不但是警察，还是参加侦破这起案子的警察之一。他把如何接到报警、如何破案、如何审理的全部经过详细地告诉了我，而这正是我采访中惟一缺少的东西，也是距离新闻事件最近的东西。�我问他：“这些事情，为什么不让你们对媒体讲？”他告诉我，开始破了案子，所有干警都很兴奋，这是一起涉及高考的大案，人又多，而案情相对简单，跟公职人员和政府也没什么瓜葛，他们最开始也以为这应该是给自己扬名立功的好时机。�
这是一个地方小县，警察工资很低，立功就能发一笔奖金，他说他们高兴就是因为觉得能拿到嘉奖了。没想到有关部门领导后来认为这样的事情一报出去，肯定会影响当地形象，万一被取消考点什么的就麻烦了，所以后来下令封锁消息，嘉奖什么的自然也就泡了汤，所以警察虽然在躲记者，却同样有情绪。�“那你为什么会跟我说这些？”我又问。他的答案很简单：“别人来了两次被拒绝后就走了，我看你来了局里四次（其实那只是下午的次数），觉得告诉你应该不会有错。”这话让我有种意外中的惊喜。当天晚上的稿子披露了整个案情的详细情况，为了保护他，没有交代消息来源，但是用了他提供的很多材料：报案记录、询问记录等等。第二天同城媒体还在用图示的方式推测案件是如何发生时，我们的报道已经成了独家。�
新记者听得有点发愣，然后有点热血沸腾。�
我说，其实机会经常就隐藏在退缩的刹那，对方当然有拒绝你的权利，不过如果能让拒绝你的人说话，比交代一句“拒绝接受采访”更难十倍，同时也是更多十倍价值的事情。至于如何让你打开拒绝的嘴，除了诚意、技巧和理解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坚持！如果我只去七次，可能就不会让那个警察说话了。新记者连连点头，深以为是。�“坚持最重要。”———这是2004年6月的一次采访经历，不到两年，已是百味杂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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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歹徒（1）
星文来了后说话老是吞吞吐吐，我特明白，就问他是不是领导担心再出这事，想不让我去实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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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路过一报栏，贴着的报纸上有一条消息：朝阳一市民遇到歹徒抢劫，奋勇搏斗，结果把歹徒吓着了，一边拽东西一边嘀咕，你干吗啊你干吗啊还不放手没见过你这样的；结果那市民越战越勇，结果不仅把包抢回来了，还把歹徒吓跑了。�
同去的美女边看边赞：瞧瞧人家，多英勇，现在有胆子跟歹徒搏斗的人还有几个啊。我不屑，说你面前就站着一个。她一惊，差点把口香糖吞肚里去。你？你真跟歹徒搏斗过？我说当然，1999年嘛，当时三个人抢我的包，我还跟他们搏斗来着呢。�
美女将信将疑：那后来呢，是不是也把歹徒吓跑了？我说不是，东西都被抢走了，我还被捶了一顿。美女一愣，差点没笑晕过去。�
这件事发生在1999年我去报社实习刚几天的时候，有一天我走得比平常早，晚上九点就坐上了回学校的车。车刚过西单，就有人问我，知不知道中国科学院办公楼在哪站下车。我告诉那人应该在木樨地下。那人又问，到了站应该怎么走才对。�
我看看那人，20多岁，很年轻，穿着普通，面相也挺老实，还背着一个挺破旧的书包。他说他是去那里找当保安的亲戚。我当时也没多想，说正好我也要到木樨地倒车，你跟我下我到时候告诉你吧。�
到地方了我就下车了，那人也跟着下来，我就告诉他往北走一点就是中科院办公楼了。车站毕竟有路灯，还比较亮堂，估计他当时没法下手。他就走了几步又折回来，问我，北是哪儿啊。�
我是南方人，刚来北京的时候我也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