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军政委汪锋携亲笔信到西安面见杨虎城，信中对杨虎城给予高度评价，提出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主张，并希望杨虎城和共产党的关系保持下去，发扬光大。这更坚定了杨虎城不打内战共同抗日的决心，并迅速与红军建立友好互不侵犯协定。第17路军掩护中共和红军的人员与物资过境，形成与红军合作抗日的局面。此后，杨虎城部和红军再未发生过实际冲突。红军东征期间，蒋介石严令杨虎城进攻红军后方，杨虎城均以事先通知或打假仗的办法予以敷衍。 1935年夏，张学良奉蒋介石命令率东北军入陕甘“围剿”红军。由于蒋介石挑拨离间，杨、张之间一度矛盾较深。次年春季，杨虎城愤蒋不抗日，提出“联合东北军发动抗日”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调解下，杨、张消除误会及成见，关系逐渐密切。他们决心团结一致，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联共抗日。东北军、第17路军及中国共产党“三位一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北初步形成。
第十部分杨虎城 上将（2）
西安事变前夕的杨虎城与张学良
1936年夏，两广事变解决后，蒋介石调集重兵准备大规模“围剿”陕北根据地和红军。10月20日，蒋介石抵西安，向张、杨部署“围剿”计划。张学良、杨虎城极力劝蒋联共抗日，遭到蒋介石的斥责。12月4日，蒋介石率军政大员再次抵西安，严督张、杨迅速“剿共”。张、杨在重压之下，仍对蒋晓以大义，陈述利害，要求蒋联共抗日，但蒋介石对他们的苦谏置之不理，张学良采用哭谏也无济于事，反遭责骂。在此情况下，为了国家民族，他们决定实行兵谏，逼蒋抗日。 1936年12月12日，杨虎城、张学良联合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及军政大员，并立即联名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且为贯彻与实现八项主张采取了有关军政措施。他们致电中共中央，邀请派代表赴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处理善后事宜。 15日，杨虎城向全国发表广播词，强调指出：“我们救国的方略，除了全国一致，向同一目标，对准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抗战以外，实在是没有第二条生存的道路了。”“只要中华民族能够生存，对个人为功为罪是不计较的。” 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后，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杨虎城、张学良同意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他们通过与南京方面宋子文、宋美龄的谈判，迫使蒋介石以“人格担保”接受杨、张的主张。西安事变因而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由十年内战到实现全国抗战的转折点。杨虎城为实现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蒋介石返回南京后，背信弃义，竟扣押护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在军 事法庭上进行“审判”，并加以长期监禁，进而胁迫杨虎城“辞职出国考察”，实乃流放国外。 1937年6月26日，杨虎城乘胡佛总统号轮船离开祖国。7月9日，在旅途中听到日军进攻卢沟桥，随即致电宋子文：“日寇进迫，国将不国，噩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以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14日到达旧金山，杨虎城即发表谈话表示“这次即拟兼程回国，请求任务，执行战斗，为国效死”。但是，蒋介石拒绝了杨虎城回国抗日的要求。杨虎城返国抗日的壮志难酬，便决定利用此次出国“考察”的机会，在欧美各国进行抗日宣传，争取华侨的同情和国际的援助。访问欧美之后，杨虎城决定回国参加抗战，乃于1937年10月离开马赛，于11月26日到达香港，受到爱国华侨和进步留学生的热烈欢迎。可是，杨虎城一踏上香港码头，就被戴笠派去的军统特务监视起来。从此，杨虎城遭到蒋介石的囚禁，前后转移囚地多处，最后又从贵州押到重庆。194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