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类的动物和妖怪。
1978 年，袁仲一被当作“四人帮”的“爪牙”受到审查，程学华被要求揭发
袁的问题，他怎么苦思冥想也找不出“爪牙”的问题，而被前来审查的工作组同袁
仲一一样划为革命群众的对立面进行监控。与此同时，他那段“现行反革命分子”
的老帐又重新摆到了桌面，他的生活又回到了那段凄苦的政治岁月，他又成了人民
的敌人。
于是，该提升的工资级别没有提，该属于他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几乎全部取消。
孤立无援的他只有同袁仲一先生一样，低下那颗高贵的头颅，握紧钻杆，默默无语，
忍泪吞声地在秦始皇陵园和两千前的地下始祖交流着内心的积郁与奔涌的情感。
铜车马的发现与发掘震撼了世界，无数的人们又幸运地目睹了两千多年前秦帝
国鸾驾的风采雄姿与卓越的冶金制造工艺。但很少有人看到几年前在铜车马坑边搭
起的那个在风雪中荡动的草棚和漫漫长夜里草棚中两个蜷曲依偎着的身影，更没有
人去探知这两个身影的内心深处翻动着的是一种怎样凄苦、悲壮的情感波澜。日本
访华团团长井上裕雄在1984 年8 月来到秦俑馆后，把兵马俑和铜车马喻作“一棵
古树上盛开的两朵鲜花”。他和他的同伴所欣赏和羡慕的只是这两朵花现时的明艳，
其不知“当初的芽，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在秦俑博物馆那间僻静昏暗的屋子里，望着程学华那佝偻着驼背的消瘦的身影，
我的心里翻起一阵酸楚。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历尽磨难艰辛而对事业却如此地执著和
痴情，对生活依然充满了自信与挚爱的情怀。当我静心地倾听了他的肺腑之言后，
我才豁然开朗。
“俺对秦陵的感情与考古事业的追求，不是在兵马俑发现之后才形成的，早在
我踏进考古界大门的时候就开始了。
“临潼是我的家乡，这块黄土生我、养我，使我长大成人。开始我想以文学的
形式表达我对这块土地和这片山水的爱恋，但当《受骗》事件之后，我知道我将告
别文坛而终生和考古事业作伴了。因为我成了现行反革命，西安戏剧研究室不能再
收留我，我也失去了发表言论的权利，只有在省博物馆默默无声地做点细小的工作。
1961 年，秦始皇陵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的心中就有一种想
法，如果能把秦始皇陵的事情搞清楚，家乡的主要历史情景也就基本揭示出来了。
1962 年2 月，陕西省文管会对临潼县秦始皇陵进行调查，当时我就提出来能否让
我也参加，结果没有得到批准，其原因是和我当时的政治处境相关的。后来在给秦
始皇陵立碑时我来了，大概领导看我比较朴实、憨厚，不像他们想象中的反革命分
子那样凶残可怕，就让我参加一些田野考古方面的劳动。若仔细把秦始皇陵前的碑
文和保护标志的志文对比，就会发现，国务院所镌刻的志文是：‘秦始皇陵’等字
样，而碑文则刻了‘秦始皇帝陵’等字样，这有‘帝’字和无‘帝’字其实是不尽
相同的，只有细心琢磨才能体会出个中的味道。
“当时秦始皇帝陵光秃秃的，封土上连棵象样的草也没有，一遇到雨季，封土
流失严重，我们感到心痛，就向省文化局汇报要绿化陵园，文化局调拨了五千元钱
给当时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