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的工作，他剪掉了他的长发，用白金的袖卡，扣住自己的白衬衣。他知道所有上海外国人爱去的地方，甚至还知道，在香格里拉工作的一个美国人，他说的一口上海下流话，是跟上海*学的。他的脸上带着一种惊奇的微笑，对我说：
“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有一本书，《旧上海的故事》，说四九年以前的事情的，那上面说，上海那时候是西方冒险家的乐园，他们拿着一只破皮箱踏上上海，来上海发财，成了百万富翁。”
“对，”我说，“四九年以后，中国人民把他们都赶走了。”
“他们现在又回来了。”他用手点着裘德的酒馆的那块地面说。
可是，他并不喜欢那些外国人，他说：“我们做的是一样的工作，可是，我拿的是当地雇员的工资，他们拿的是海外雇员的工资，比我多三倍。他们比在他们国内本部工作的工资，要多一倍。这些来上海的外国人，发财了。”
第一次，我和他一起去了裘德的酒馆，走在空而长的走廊里，就听到有音乐从前面传来，还有融化了的忌司那既臭又香的气味。
然后，我看到了一个暗暗的、可是并不暧昧的地方，又闻到了体味和香水混在一起的气味。
有的桌子上的人，好像是在等人，所以我们一进去，就看看我们。
桌上点着一支细蜡，照亮桌上人的脸，放眼一望，中东人卷卷的像乱钢丝一样的大胡子，非洲人发黑的大嘴，高丽人的细眼睛和眼睛里杀身成仁的凶光，南美人不安分的绿眼睛，真的是什么人都有。比起来，那金发蓝眼睛的人，倒没什么了不起。
有个人远远地向我打一个招呼，一看，是从前认识的一个学汉语的学生。我以为他回欧洲去了，他说不，他学完了汉语以后，到上海的一家外国电话公司找到了一个工作。然后，他发现上海是一个大银行，可是不知道怎么走进去。于是，他回到大学里去学了一年经济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式开始做生意。他在上海租了公寓，把欧洲的太太也接来了，买了一屋的中国古董家具，他们如今睡的，是一张从北京买来的一百多年以前的大鸦片床。
说着，他等的人来了，来的是一大群荷兰人，头上戴着尼龙的大鸭子嘴，那一天正好是欧洲足球赛，荷兰和德国踢，在上海的荷兰电话公司的荷兰人，和“上海大众”的德国人，约好了到这里集合，去看电视。
裘德的酒馆那么响的音乐，六十年代的欧洲音乐，都被他们的声音盖下去了。
有一天，在裘德的酒馆前面的小花园前，看到一对外国人在吵架，那女的把嘴闭成了一条线，鼻子尖得像剪刀，那男人则气得眼睛眉毛全都白了。那时候，我突然发现，外国人在上海的街上，已经不再因为太多人要看他们而小心仪表、脸上要像皇帝巡游一样地笑了。现在他们多得没有人要看，他们也胆敢在街上吵架。
后来，和一个比利时人约见面，那个人在电话里说，就到裘德的酒馆吧。那时候，才知道原来那是在上海的外国人约会的地方，就像我们在欧洲的时候，有事情约人，就说，到广场的鱼喷泉前见一样。
那天去得早了，酒馆里没有什么人。对面的小房间里，有一个人在独自玩飞镖，他的头发整整齐齐的，穿了美式大花裤衩，那是白领在休息天的打扮。他手里拿了一大把红色的飞镖，一个一个，无声地向靶心飞过去。
我自己找了一个长桌坐下来，对面墙上有一块黑板，上面写着这个周末的惠价菜，那大而笨拙的英文字，是真正的外文字，中国人写的可比它们秀气多了。
慢慢地，看到我坐的桌子深处，有一个人已经坐着了，面前放了一个杯子和一瓶德国啤酒。他把桌上的蜡烛放得远远的，所以我看不清他。
他说“嗨”。他是芬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