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上面还盖了一张油纸，防止下雨，在风里哗哗地响。窗沿上有人用破脸盆种了不怕冷的宝石花。就是在最*的时候，弄堂里的生活还是有序地进行着。这里像世故老人，中庸，世故，遵循着市井的道德观，不喜欢任何激进，可也并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只是中规中矩地过自己的日子。
晚上，家家的后门开着烧饭，香气扑鼻，人们回到自己的家里来，乡下姑娘样子的人匆匆进出后门，那是做钟点的保姆最忙的时候。来上海的女孩子，大都很快地胖起来，因为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吃，和上海女孩子比起来，有一点肿了似的。她们默默地飞快地在后门的公共厨房里干着活，现在的保姆不像从前在这里出入的保姆那样喜欢说话，喜欢搬弄是非了。可她们也不那么会伺候上海人，所以，厨房里精细的事还是主人自己做，切白切肉，调大闸蟹的姜醋蘸料，温绍兴黄酒，然后，女主人用一张大托盘子，送到自家房间里。
去过上海的弄堂，大概再到上海的别处去，会看得懂更多的东西。因为上海的弄堂是整个上海最真实和开放的空间，人们在这里实实在在地生活着，就是上海的美女，也是家常打扮，不在意把家里正穿着的塌跟拖鞋穿出来取信。
街道十年记（1）
《上海法国城》是我写的第一篇关于上海的文章，那时还不知道我会从此写一本书，然后写数本书，用去了我生命中的十年。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陪了一个台湾人去找他想看到的街景。那是1993年。现在，十三年过去了。
这次，我独自沿着十三年前的路线再走了一遍，如今已有超过三十万的台湾人住在上海，他们不再需要我陪同去凭吊法国城了。
也是一个安静的上午，在旧法国城里活动的，大多是住在这里的老人，年轻人都出去工作了，孩子们都去了学校。街道刚清扫干净，一大早去法国领事馆等签证的浙江人挟着圣罗兰的皮包，在复兴路口的大厦后门排成一队。而老房子门缝里，还散发出老房子复杂的气味，它让我回忆起自己的青年时代，深夜回家时，在漆黑的门厅里，总被停满的脚踏车龙头拉住上衣。也曾被黑暗中从邻居家传来的大提琴声突然击中，心中波涛汹涌。
申申面包房还在原处，那里还出售小羊角面包。蛋糕的式样也大多是从前的几样。复兴路上的弄堂还与从前一样安静，过去沾满灰尘的旧房子，现在被粉刷成明亮的黄色，反而显得老态龙钟了——就像跃跃欲试的老人们。弄底的那栋西班牙式的房子也还在原处，谢天谢地，它还是乱糟糟的，保留了旧时代的抒情。写《上海法国城》时，那栋房子的底层开着一家盗版店，我的大部分打口唱片和欧洲电影的影碟都是在那里买到的，更早时，还在那里租过录像带。那间地板晃晃悠悠的幽暗房间，从床底下拖出来的旧纸板箱，就是匮乏时代我精神维他命药罐的模样。
现在要说八十年代是旧时代了。九十年代已与租界时代的上海在物质和物欲上对接，完成了血缘上的回归。
现在弄堂里多了一间私人照相馆，专接领事馆签证照片的生意，在店主那里能看到所有附近领事馆签证照片的告示纸，店主是个小个子的上海人，稀疏的短发梳成六十年代时髦上海少年的飞机头，我有时猜想，他少年时代大概就是热衷拍照片的人，他那个年龄的人，对精密的科技产品有一种从现代主义传承下来的崇拜，以此为时髦。他为人客气周到，也很精明。
再往前走，就经过原先的神学院了。在一间底楼的房间里，还能听到有人在练习钢琴。多年前，《上海的风花雪月》刚出版时，我哥哥的小学同学曾辗转联系到了我，他特地要向我指出一个资料上的错误。我写到这个神学院的前身是小天主堂。他说应该是基督堂，而不是天主堂。因为他的父亲就是那个基督堂的牧师，他家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