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富饶原野(1)
我,古代中国人在日常交际中甚少用“我”或“余”或“吾”,见了上司,“我”变成“在下”,见了主子,“我”变成“小的”,见了爹娘,“我”要自称“儿子”或“女儿”,也只有见了老婆孩子,“我”才可能是“我”;当然若是一女的,见了老公还得是“贱妾”,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总之是一套复杂的人称政治学和伦理学,涉及谁听谁的谁占上风谁落下风。在如此的权力关系和伦理秩序中,“我”有荷戈之像,危险不详,它放纵僭越,最难安顿——若能无“我”当然最好,但绝对没有也真是不可能,聪明的古人苦于如何自称、如何安顿这身这心这张嘴,结果就是,古人说话,开口自称时通常隐含着“他”:“臣以为——”,意思是,这儿有个您的臣子要汇报思想;“儿子回娘的话”,那意思就是,这儿站着您儿子,儿子要说话。总之,“我”不在,“他”在,“他”以他的政治和伦理身份在,“他”说他该说的话。“我”等同*,“他”却穿着官衣制服,“他”*着那个任性的不体面的“我”,维护天下的和平安宁。
到了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如同洪太尉揭了封条,解放妖魔,遍地皆“我”,天体*,实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变到如今,中国人开口就是“我”了,人人当家作主了,“我”的合法性似乎不言自明。但其实,“我”依然是一个易攻难守的危险区域。即使在文学书写中,一个虚设或坐实的“我”也经受着更为严苛的审核,如果它看上去完善、安全,那么它或许是虚伪,如果它冒犯了谁,那它就是不知羞耻不讲道德——在内心深处,人们还是不知与他人之“我”和自身之“我”如何相处,袒露“我”是危险的,回避“我”则不仅回避了危险还回避了“我”之责任。所以,提笔为文,言不及“我”——如今官员散文大兴,但文章中有“我”的,以我所见,甚少。
陈霁说起来也是一个官员,但他这本书,自始至终都是“我”,“我”在说、在写。“我的精神地图”中国人最恨“独语”。在文学中,最具杀伤力的批评指控就是:这个人在自言自语。这就相当于宣布:这个人是脱离群众蔑视群众的,是只关注自己的,是不想跟我们玩不想让我们爽的,既然如此,咱们为什么要玩他呢?咱们不理他、晾着他。我无意在此评论该逻辑的曲直,我所关注的是,当一个人在内心里、在纸面上自言自语时,当他孤独地面对他的“我”,力图表达这个“我”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叫人受不了的事?只不过是,在这个时候,也仅仅在这个时候,这个人意识到他是有“精神”的。那另外的那些时候呢?他与我们大家言笑甚欢的时候呢?那时,他的精神睡着,他的智慧醒着。所谓“智慧”,就是他知道如何与他人相处,知道不能亮出破绽不能暴露弱点知道如何在笑眯眯的战斗中取胜。
我看中国的古典小说,好处不盛枚举,一桩大好处和一桩大坏处,就是“姑嫂驳蹊”,就是太有智慧太有心机,一寸短一寸险,越是一团和气越是刀光剑影,如此津津乐道下来,没有孤绝的大悲,顶多是落个张爱玲式的“苍凉的手势”——《红楼梦》或许例外,《红楼梦》是傻的痴的,但中国人至今也拒绝读懂它,它之广受尊崇,其实还是因为其中的“姑嫂驳蹊”。没有内心生活的语言,没有关于“我”的语言,没有关于沉默的语言。但在这本书中,这个人注视着他的“我”:他的纷乱的记忆,他的迷茫脆弱,他内部的裂痕和伤痛——穿过这一切后,他的自由,他在暗影重重中寻得的光风霁月。他的行文看似平淡,却是情怀缱绻。整本书,“我”都在孤独地游走,像一个文化的游侠剑客。“我”从自己的故乡走向不同人物的故乡,从今天走向历史,从物象走向灵魂,这便印证了一句:思想者在时间的岁月中永远没有自己的故乡。
“我”之富饶原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