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富饶原野（1）
我，古代中国人在日常交际中甚少用“我”或“余”或“吾”，见了上司，“我”变成“在下”，见了主子，“我”变成“小的”，见了爹娘，“我”要自称“儿子”或“女儿”，也只有见了老婆孩子，“我”才可能是“我”；当然若是一女的，见了老公还得是“贱妾”，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总之是一套复杂的人称政治学和伦理学，涉及谁听谁的谁占上风谁落下风。在如此的权力关系和伦理秩序中，“我”有荷戈之像，危险不详，它放纵僭越，最难安顿——若能无“我”当然最好，但绝对没有也真是不可能，聪明的古人苦于如何自称、如何安顿这身这心这张嘴，结果就是，古人说话，开口自称时通常隐含着“他”：“臣以为——”，意思是，这儿有个您的臣子要汇报思想；“儿子回娘的话”，那意思就是，这儿站着您儿子，儿子要说话。总之，“我”不在，“他”在，“他”以他的政治和伦理身份在，“他”说他该说的话。“我”等同*，“他”却穿着官衣制服，“他”*着那个任性的不体面的“我”，维护天下的和平安宁。
到了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如同洪太尉揭了封条，解放妖魔，遍地皆“我”，天体*，实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变到如今，中国人开口就是“我”了，人人当家作主了，“我”的合法性似乎不言自明。但其实，“我”依然是一个易攻难守的危险区域。即使在文学书写中，一个虚设或坐实的“我”也经受着更为严苛的审核，如果它看上去完善、安全，那么它或许是虚伪，如果它冒犯了谁，那它就是不知羞耻不讲道德——在内心深处，人们还是不知与他人之“我”和自身之“我”如何相处，袒露“我”是危险的，回避“我”则不仅回避了危险还回避了“我”之责任。所以，提笔为文，言不及“我”——如今官员散文大兴，但文章中有“我”的，以我所见，甚少。
陈霁说起来也是一个官员，但他这本书，自始至终都是“我”，“我”在说、在写。“我的精神地图”中国人最恨“独语”。在文学中，最具杀伤力的批评指控就是：这个人在自言自语。这就相当于宣布：这个人是脱离群众蔑视群众的，是只关注自己的，是不想跟我们玩不想让我们爽的，既然如此，咱们为什么要玩他呢？咱们不理他、晾着他。我无意在此评论该逻辑的曲直，我所关注的是，当一个人在内心里、在纸面上自言自语时，当他孤独地面对他的“我”，力图表达这个“我”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叫人受不了的事？只不过是，在这个时候，也仅仅在这个时候，这个人意识到他是有“精神”的。那另外的那些时候呢？他与我们大家言笑甚欢的时候呢？那时，他的精神睡着，他的智慧醒着。所谓“智慧”，就是他知道如何与他人相处，知道不能亮出破绽不能暴露弱点知道如何在笑眯眯的战斗中取胜。
我看中国的古典小说，好处不盛枚举，一桩大好处和一桩大坏处，就是“姑嫂驳蹊”，就是太有智慧太有心机，一寸短一寸险，越是一团和气越是刀光剑影，如此津津乐道下来，没有孤绝的大悲，顶多是落个张爱玲式的“苍凉的手势”——《红楼梦》或许例外，《红楼梦》是傻的痴的，但中国人至今也拒绝读懂它，它之广受尊崇，其实还是因为其中的“姑嫂驳蹊”。没有内心生活的语言，没有关于“我”的语言，没有关于沉默的语言。但在这本书中，这个人注视着他的“我”：他的纷乱的记忆，他的迷茫脆弱，他内部的裂痕和伤痛——穿过这一切后，他的自由，他在暗影重重中寻得的光风霁月。他的行文看似平淡，却是情怀缱绻。整本书，“我”都在孤独地游走，像一个文化的游侠剑客。“我”从自己的故乡走向不同人物的故乡，从今天走向历史，从物象走向灵魂，这便印证了一句：思想者在时间的岁月中永远没有自己的故乡。
“我”之富饶原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