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希望了。紧跟着，我爸那案子一审已经宣判，那案子不仅仅把我们家弄得一贫如洗，还让我知道了一件特别爆血管儿的事情。之所以案发到一审小半年的时间，我和我妈才从检察院的公务员嘴里得到消息就是因为我爸在南京有妻有子，他有两张结婚证，他重婚！
原来，南京桥塌早在七月份就发生了，事发以后检察院一直调查的是登记在南京、婚龄十二载的那个家庭，并不知大连的妻女，我和我妈也就被蒙在鼓里。我爸和我妈从来都是不见面不说话甚至见了面都没有话讲，他们从来不通电话，偶尔一些传统节日我爸会回来一趟，但一年之中也只是春节才雷打不动地回来。所以，如果不是检察院的不速之客登门造访，可能就得等到全中国张灯结彩额手称庆的时候，我和我妈才会感觉到事有蹊跷，才会联系他联系叶大伯寻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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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抚摸灰尘（132）
至于南京的女人和孩子，南京的那个建立长达十二年之久的家庭，我妈知不知道我不清楚，反正我知道了以后没敢告诉我妈。当时她病入膏肓，因为第二次出血，脑袋膨胀得比常人大很多，手术有利有弊，损伤到部分神经，导致能听话却说不清话。那个时候叶雨已经去了南京，因为叶大伯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其实他的情况上诉成功率很大，成功了，最少能少判五年，问题在于叶大伯和质检站的老陈在车里交手的三张总额千万的支票，这三张支票如果老陈收下了那么叶大伯就不是独吞赃款，而且可以证明这笔钱老陈也是知道数目，知道来源的，这个问题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几乎主宰着叶大伯的量刑范围，可是现在老陈否认自己在车里收下了支票，甚至否认见过支票，他这么讲也好理解，虽然平常是好朋友铁兄弟，但关乎到自个儿命运前途关乎到折进去多吃几年牢饭的时候可能不昧心吗？不过当天在车里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老陈家里的司机，老陈坐在副驾驶座上接下叶大伯从后座递上的支票的时候，坐在驾驶座位的司机就算看不清楚数目，也会看到这一递一接的经过，这是至关重要的经过！
事到如今，老陈他们家换了三拨司机，那个司机叶大伯只知道他姓郑，三十来岁，至于他哪儿的人，现在去了哪儿统统一概不知。不过，就算找着人了，人家会记着这件事儿吗？人家能愿意出庭作证吗？叶雨打电话给我，她说黑猫和孩子早跑没影儿了，她爸如今知道好赖人了，拽着她的手，也不管警察和律师笑话他，嚎着嘴，椎心泣血地哭。叶雨说，还见到我爸了，我爸佝偻着脊背，胡子拉碴儿的，没有精神，整个儿人瘦了一圈。叶雨把我妈住院的事情告诉他，他没说什么，光低着头，临走的时候我爸让叶雨转告我，说他对不起我和我妈，让我们不用惦记他。
本来特别恨我爸，可是当叶雨在电话里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我还是哭了，那个时候，我的家已经从一栋豪华的小区楼房变成了一间不足十平的小窝房，没有空调浴室，没有客厅厨房，甚至去趟厕所都得走出好几百米，这样的居住环境在大连市区里已经是罕见了。房主说，物以稀为贵，不算你贵，一百五一个月，不乐意就走人。我望着人家的脸儿，然后望着面前这间逼仄的小黑屋，一扇锈迹斑斑的铁窗漆皮褪尽，烧煤的铁炉子通过长长的烟筒向窗外弥散着黑烟，把糊在缝隙上的黄泥全部熏黑，还有床板，床板是高低不平的，剥落的白灰墙上留着之前房客的随笔，有暗恋对象的名字，有誓言和歌词，涂鸦一片。我放下行李，乖乖地付钱。
我开始每天走在这里到医院的路上，每天吃方便面，睡前检查炉子，睡觉不脱衣服，早晨也不洗脸。有一回，我正用小火炉煮面的时候柳仲和文文来了，她们那时候都放寒假了，文文拿出两千块钱，告诉我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