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余子自居而以正卿兼掌旄东之族”（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宣公二年条）。是则赵盾又由嫡子降为庶子，由大宗降为小宗。
赵氏内部嫡庶关系的变化，似乎并未影响赵盾、赵朔父子在政治上的地位。《赵世家》称赵盾在晋成公时仍然“任国政”，“晋景公时而赵盾卒，谥为宣孟，子朔嗣”。晋景公时，赵朔任职仍高于其叔父赵括。晋景公三年（前597）晋楚之战，“荀林父将中军，先穀佐之，士会将上军，克佐之，赵朔将下军，栾书佐之，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左传》鲁宣公十二年、《史记》卷三九《晋世家》、《史记》卷四三《赵世家》），此条记载便是明证。晋景公十二年（前585）赵括才列为卿（《左传》鲁成公二年、《史记》卷三九《晋世家》），这时赵朔可能已死，赵括作为宗主和卿大夫，在赵族内部终于确定了族权和政权方面的优势。正是由于宗族内部嫡庶关系和政治地位的改变，赵朔死后，年幼的赵武已无缘继承祖父曾经获得过的权力优势，所以他只能列入“庶子”之类，故称“赵庶子赵武”。后来，大概是因为属于“庶子”，又由于同晋景公的亲缘关系，他才躲过这场族诛之难，还由于韩厥的帮助，重新继承赵宗，赵氏势力才又兴旺发达起来。
除上述分析之外，细读《赵世家》，还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对赵简子以前赵氏先祖中衍至简子之父赵景叔，出现的名字起码涉及有二十多代，但这段先祖史所记的总字数只有两千多，而赵氏族诛一事则占了一半的篇幅。赵朔之前和之后，叙述都非常简单，而唯独这个事件的故事性极强，整个事件的过程、人物的对话详细而生动，这也不能不使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当然，如此生动的描述离不开司马迁的如椽妙笔，但这决不是司马迁的凭空臆造，显然是对赵氏后代有关这段历史传说的剪裁加工的。
综上所述，可以断言，所谓“赵世孤儿”云云，纯属子虚乌有，我们同意杨伯峻先生“全采战国传说”的判断，但赵氏曾遭族诛一案则确有其事。经过以上辩证，对此案可作如下概括：
（一）赵氏族诛事件，发生在晋景公十七年（前583），赵武复立，可能是在晋景公十九年（前581）。因此，《赵世家》所言实误。
（二）赵氏族诛的范围可能限于赵同、赵括两个支族，赵婴齐一支是否受到株连，不明。但起码赵朔及其后代（即赵庄姬所生子女）未受波及。
（三）赵氏族诛起因于赵庄姬的“谗言”，但更主要的因素是栾氏、郤氏势力的排挤和倾轧。
（四）赵武复立主要是依靠韩厥的支持，韩厥“昔吾畜于赵氏”，表明在晋国的政治活动中，韩、赵二氏的联盟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国语》卷一一《晋语五》：“赵宣子言韩献子于灵公，以为司马。”亦可见赵盾与韩厥关系。）
最后需要指出，由于文献资料的限制，我们对赵氏族诛一案所知甚少，但上述辨析仍然有助于我们从客观上加深对晋国政治史的认识。人们熟知，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大变革、大动乱的时代，在当时社会政治舞台上主要有三大势力，即周天子为首的周王室，各国诸侯为首的公室和各国内部的卿大夫。这三种势力之间，各诸侯之间，以及各国内部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分化和组合，构成了当时新旧贵族之间展开斗争的基本格局。这些矛盾和斗争，在春秋时期的各个阶级表现不尽相同。初期主要表现为周王室同诸侯之间的矛盾；中期主要表现为各诸侯之间的矛盾；后期主要表现为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在晋国，卿大夫同晋公室、卿大夫之间的矛盾斗争尤为明显。晋文公时期称霸中原，这既是对诸侯斗争的胜利，也是对周天子权威的进一步削弱。晋文公之后，随着私家势力的发展，卿大夫对晋公室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