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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回来的2460份调查表，最终只确定了1200多名幸存者。
10年之后，我试图寻找那些曾经参与过调查的老师和学生。金陵中学学生工作处的刘老师在厚厚的学生社会实践报告中为我翻到了一篇当年高三（二）班学生对一位幸存者的访问记录。记录中老人向学生描述了他如何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记录日军暴行的照片。但当我请刘老师联系这个班的老师和学生时，却异常艰难。校长、政教处老师、班主任全都不记得10年前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活动。那些学生更是杳如黄鹤。最后，对这个活动还有些许记忆的刘老师自言自语道：“当年记者采访，媒体报道，多么轰轰烈烈的一件事啊！怎么都不记得了……”
缺乏系统的训练和组织，直接影响到调查的结果。对此，上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进行幸存者调查的张连红深有体会。他说，记录口述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学问题，对采访者的要求很高。它要求采访者具备相关的历史知识，需要对被访者有一些了解，要做问题设置。“对提问要进行细化，比如，被访者的年龄，职业，家庭情况，战争来了为什么没跑，第一次看到日本人的情景，心里怎么想的，等等问题。这样，一个丰满、富有个性的人才能勾勒出来。”
与被访者之间的情感联系对于访谈也非常重要。令张连红至今念念不忘的一个老奶奶，12岁在孝陵卫砍柴时被日本兵强暴了。以后的岁月里，她曾两次嫁人，因为不能生育，婚姻都失败了。她看到张连红经常陪一个邻居老太太聊天，觉得他人不错，才对他开口。而此前，她没对任何人说过，包括她的两任前夫。张连红记得那个老奶奶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你无法想象一个80岁的老人，家里比年轻人还干净。由于日本兵的强暴，在她心中对脏特别敏感。我采访她的时候，她一个人住，而且一天到晚都不关门。”
这种细节化的东西，非专业的采访者是很难挖掘出来的。而遗憾的是，由于教学、研究等工作压力，现在张连红已经很少做幸存者调查了。
1984年调查出来的1756名幸存者，现在也只剩下了400人。
私人日记中的记忆（1）
《名录》的另一个资料来源是近年来披露的留存在海外的私人日记。
1937年，大屠杀来临之际，一些生活在南京的外国人没有跟随他们的朋友撤出南京，而是勇敢地站出来成立了安全区，并挽救了25万南京市民的生命。他们中的许多人为这段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记忆。长期以来，这些私人日记一直没有公之于世。
1996年8月，朱成山突然收到一个寄自德国柏林的包裹，打开一看，竟是长达87页的“拉贝致希特勒的报告书”和“拉贝先生简历”。
德国商人约翰？拉贝是当时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被南京老百姓称为“活菩萨”。而战后，他却没有像他在安全区的同事那样，出现在东京审判的证人席上，关于他的信息也没有再出现。
但朱成山相信拉贝一定留下了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回忆。1995年，当张纯如来到纪念馆寻找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时，朱成山建议她到德国寻访拉贝的足迹。
“当时，我只是给她提供一些线索，并没料到她真的会去查找。”更没想到的是，她找到了拉贝先生的外甥女赖因哈特夫人，并且发现了尘封59年的《拉贝日记》。
赖因哈特夫人正是根据张纯如留给她的地址，给朱成山寄来了拉贝的资料。朱成山赶紧请人翻译，并对资料的内容和真实性做了研究和考证。在这一过程中，赖因哈特夫人受到纽约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陈宪中、邵子平等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