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叫余永安。
根据李忠良的叛变口供，徐远举抓到了余永安。余永安确确实实是个党外群众，徐远举从他口中只逼问出一个叫“老张”的人。至于“老张”的真实身份和在党内的职务，余永安确实不知道。但余永安说，在“老张”那儿见过《挺进报》，还说“老张”要在4月15日或者16日找他取钱。这个“老张”究竟是谁呢？徐远举很好奇。
就在徐远举提审李忠良的当天，李维嘉从平时上班的南岸李家沱中国毛纺厂过江进了城。刘国定、李忠良被捕的事情，他一点儿不知道。
进了城，李维嘉先跑去医院看刘国定的爱人，她正在医院里生小孩。“她很焦急，说老刘可能出事了，几天没来了。我就赶紧跑到市委的秘密联络站——汉利药房。那里的人告诉我，刘国定出事了，老萧约我在心心咖啡馆见面。”
李维嘉提到的老萧，正是当时重庆市委的上级——川东临委的秘书长萧泽宽。老萧因为身体比较胖，周围的人管他叫“胖子”。
两人在咖啡馆里见了面，商量该怎么办，有关人员要不要撤退。由于刘国定被捕原因不明，老萧分析认为，刘国定很可能在敌人眼里只是有嫌疑，可以顶住，还可以设法营救。所以两人并没有确定疏散一切可能波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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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定意外被捕（2）
老萧的分析本来很准确，只是事态的发展，谁也无法预知。“如果当时决定疏散人员，就不会出现那么多人被捕。”50多年后，耄耋之年的李维嘉回忆起这一段往事，突然沉默了。他静静地坐在沙发上，长久地不发一言，双手交叠放在腿上，只有手指的微微颤动，流露出老人此刻内心的不平静与自责。
冉益智推倒多米诺（1）
心心咖啡馆接头之后，4月10日，李维嘉与萧泽宽赶到中央电工器材厂，找在那里上班的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商量对策。冉益智40岁上下，瘦高个儿，戴着个近视镜，很像位读书人。他神色紧张地将他们拉到一边说：“厂里不安全，不能在这里开会。”碰头会只好推了一天改在别处，结果到了时间冉益智没来，预定的会议又没开成。
“老萧说，他没来，就让他到北碚去。当时约定，北碚的会我们3个人都必须到，除非是被捕了。”李维嘉回忆。
3人确定的接头时间是4月17日中午12时，李维嘉与萧泽宽如约赶到，冉益智却又没来。
其实冉益智是到了北碚的。那天上午9时许，冉益智从北碚街头的一家小饭馆走出来，走过北碚公共体育场，在文声书店转弯处，碰上了一个熟人——自己联络过的党外积极分子余永安。
余永安被特务押着，当天已经在北碚街头转悠了好久。他一看见冉益智，马上点头向特务们示意，特务们一拥而上。原来，冉益智就是余永安供出、徐远举想抓的“老张”。
徐远举对自己“即抓即放”的策略很满意：他大胆地恢复了余永安的“自由”，同时派人跟踪监视、电话监听，果然得知“老张”要去北碚。
冉益智被连推带搡地弄进附近一家旅馆。特务给他几个嘴巴子。冉益智刚想喊叫，特务伸手拉过被子，往他头上一捂。冉益智顶不住了，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当时连特务都不敢相信，他们居然抓到了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分管组织的副书记。
“那你的上级、市委书记是谁？说！”
“市委书记？早就被你们抓住了呀，就是刘国定呀。”
徐远举如梦初醒，重新提审刘国定。刘国定这个有着10年党龄、被上级领导器重的市委书记彻底叛变了。从他的口中，徐远举知道了川东临委的整个领导班子，还知道了出版《挺进报》的地下党员。至此，整个重庆中共地下党组织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