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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信其实就是便条一张，上面写着“外面对你风声甚紧，请多加注意”，没有上下款。毕德诺一看也没多想，就叫了自己的中国仆人来，让他把信送去西院的俄国兵营，交给李大钊。吉世安由此确定，李大钊彼时确在俄国兵营里。安国军总司令部便命警察总监陈兴亚、宪兵司令王琦等人第二天马上动手。
1927年4月6日，恰好是清明节，天清气朗。一早起来，星华、炎华姐妹高高兴兴地换上了新夹衣。母亲赵纫兰带了炎华去兵营空场上散步，星华坐在外间长椅上看报，李大钊在里间屋里伏案工作。
吉世安这天也起得很早。因为身负特殊任务，他一起来就换上了中式斜大襟蓝褂子，布褂长及膝下——平日里耀武扬威的警察，打扮得像个仆人。
包括吉世安在内，京师警察厅这天派出了300多人的行动队伍。带头的人揣着一份正式公文，公文上称：“苏联使馆内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局办事处、庚款委员会等处有共产党阴谋暴动的组织机关，须立即搜捕，事出紧迫，请各国公使准许。”
这当然就是做个样子，因为张作霖早已获得了以驻京公使团团长、荷兰公使欧登科为代表的各国公使的默许。据说，这位张大帅派人对公使团一通吓唬，说是苏联使馆里至少有4000多支枪械，共产党可能要搞暴动，对公使团很不利。对红色苏联本就充满敌意的公使团，也就以“苏联不在辛丑条约签字国之列”的托辞答应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当时的《晨报》上有详细的记载：上午10时30分左右，东交民巷东西北各路口突然来了好多洋车夫和穿便服的行路者，过往行人都觉着不大对劲儿。11时，150多名警察、100多名宪兵全副武装，从警察厅出发分路直扑东交民巷。一部分人把守各路口，剩下的人包围了苏联大使馆。
李星华当时就和父亲在一起，她在回忆录里清晰地记录下当时的情景：
“不要放走一个！”粗暴的吼声在窗外响起来，喊声未落，穿着灰制服、长筒皮靴的宪兵们，穿便衣的侦探和穿黑制服的警察就蜂拥而入，一瞬间挤满了这座小屋子……一个坏蛋立刻冲到跟前把父亲的手枪夺过去了。
被捕（2）
在这许多军警中间，我发现了被捕的那位工友阎振山，被绳子牢牢地拴住胳膊……他们把他带来，当然是叫他认人的。那个身材粗大、满脸横肉、长着一双恶狼般眼睛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阎振山：“你认识他吗？”阎振山只简单地摇一摇头，表示不认识。“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呢！”胖侦探狡猾而阴险地一笑。
警察们在绑走李大钊的同时，也没有放过李星华。他们用一条白绳捆住星华的胳膊，拉着她飞快地走出东交民巷，往北穿过邮政总局门前，把她从一个便门带进了警察厅。同时被捕的还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赵纫兰母子等33人，以及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
从敌人的角度上讲，这次突袭搜捕行动很成功，可谓“人赃并获”。为此，吉世安带着十几名仆人打扮的便衣，在大部队之前就赶到了苏联使馆。他们在领口右边的扣子上拴一根一寸长的白线条，以作识别。10个人首先跳墙进去，外面巡风的人就装作在马路边上晒太
阳。这些人的任务就是在行动开始时迅速搜查和保护“证据”。
吉世安在解放后交代说，他们闯进去时，屋内正在烧文件。但文件只烧毁了很少一部分。因为是上等纸印的，不爱着火，没有烧透。而且，火很快就被扑灭了，因为抓捕队居然是带着消防车来的！消防队员还特别装备了水银，用水银灭火，以防对纸质的文件造成伤害。
据说，当天从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