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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有五个区域委员会：欧洲经济委员会，亚洲与太平洋经社会、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非洲经济委员会及西亚经济委员会。每一委员会有执行秘书处，分别设在日内瓦、曼谷、圣地亚哥、亚的斯亚贝巴及巴格达，各委员会的最高领导称执行秘书，副秘书长级。这五个委员会在联合国秘书长的授权下运作，它们的行政、人事和财政等由联合国总部统一管理。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这些区域委员会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及其他会上多次提出，总部应该把一部分权力下放。它们虽然争取到某些让步，但远未达到目的，关键的财政和人事等权力被总部牢牢掌握，未见松动。１９８２年，第３７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３７／２１４决议中，责成联合国秘书长检查联合国权力下放的进展情况，以便确定哪些权力、责任和资源应该下放，并将结果向方案协调委员会和经社理事会报告。为此，秘书长指定成立以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戴维逊为首的工作组于１９８３年夏在纽约讨论此事。工作组开会前夕，五个区域委员会领导人到纽约大力开展游说，为首的是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基布里亚（Ｓｈａｈ Ｋｉｂｒｉａ），他曾任孟加拉国外交部长，活动能力很强。他们以联大３７／２１４号决议作为尚方宝剑，力图从总部分到一部分权。鉴于从掌握实权的部门没有看到任何松动的迹象，他们便企图由技合部打开缺口，提出将该部执行的主要项目，即国别项目的执行权下放给区域委员会，来势很凶。按地域概念，技术合作项目分为区域、次区域、区域间及国别等几类，其中以国别项目得到的资金最多，执行机构所收取的行政费也就较多。联合国大会虽有决议将这部分国别项目交由技合部，但如果以为有了决议就万事大吉，便大错特错了。决议是可以被取代的，一旦秘书处内部有人与与会的政府代表沟通，提出新的提案，大会主席一敲锤子通过，等当事人醒悟过来，已悔之晚矣。５月初，刚刚经历过精简机构、大量减员的技合部的职员们听到风声，人心惶惶。
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３日，联合国发展和经济合作总干事里佩尔（Ｊｅａｎ Ｒｉｐｅｒｔ，法国籍）召集秘书处有关官员商讨如何应对联大３７／２１４号决议，并研究即将成立的工作组的议程。会上达成一项谅解：鉴于技合部不久前才进行了精简机构，为了安定人心，此次工作组将讨论总部行政和财政的下放问题，不讨论方案和项目的下放。但岂知，里佩尔在内部遇到了强大压力，诺言不得兑现，方案和项目的下放问题依然被列入了工作组的议程。６月２１日，毕季龙副秘书长致函总干事，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但此议题仍被列入。当时的客观现实是，总部的财政、人事等掌握实权的部门也经受着要求权力下放的压力，怎能指望里佩尔来为技合部说话呢？而秘书长本人则放话说，对他来说，秘书处各个部以及各区域委员会手心手背都是他的肉，他不能偏袒任何一方。由此，也不能指望他出来为我们仗义执言。这时，我想起西方的一句谚语，“Ｇｏｄ ｈｅｌｐｓ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ｈｅｌｐ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意思是说，自助者才能得到天助。反过来说，不会自助的人，苍天是帮不了忙的，不要把希望寄托于别人的同情和怜悯。要保住技合部，还是得靠自己，作为担任政策、规划与发展计划司司长刚刚三四个月的我，必须做好准备，迎接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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