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方事先做了充分准备，所提要求恰如其分，不搞庸俗的讨价还价，而且相互关系融洽，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很快达成了双方都满意的协议。１９８７年１月２３日，约瑟夫以他领导的全局官员的名义，分别给我和自然资源与能源司司长写来热情洋溢的感谢信（见附件九），还同时给技合部谢启美副秘书长发来赞扬信。欧洲局局长普林斯（Ｊ． Ｐｅｔｅｒ Ｐｒｉｎｓ）即将退休时，并不忘记与我之间曾经有过的良好工作关系，于１９８７年３月２６日发给我告别信（见附件十），对“多年来的有效合作”向我表示感谢，并特别提及我们双方如何用“合理有效的”办法解决了曾经出现的分歧。开发计划署其他地区司、局领导，每逢调职或退休，也少不了来辞行拜会或来函对以往的合作表示出友好的回忆。虽然这些谈话和来函的内容离不开礼节性的客套，但如没有往日的良好和融洽的合作关系，尽可不必作这样的表示，他们在临别之际仍不忘对我表达友好情谊，令我感动。
我在技合部任职期间，开发计划署两任署长，先是莫尔斯（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Ｍｏｒｓｅ），后是德雷勃（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Ｄｒａｐｅｒ ＩＩＩ），都是美国人，第二把手副署长一直是布朗。他任职时间长，对情况熟悉，外界的印象是，署长抓政策大事，日常业务由布朗抓总。布朗来自牙买加，当过该国国家银行行长，是一位非常精明、对业务很熟悉的领导。由于工作中接触频繁，并在同一幢楼内办公，我与他之间也培养了个人友谊。１９８８年１月我从联合国退休，他来参加我的告别酒会，并长时间地与我道别，表现格外友好。酒会结束后，我司一位处长卡斯蒂亚诺斯（Ａｎｄｒｅｓ 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ｏｓ，古巴籍，现为前国际公务员协会会长）对我说，布朗来参加告别酒会非常难得，建议我于离开纽约前去向他辞行以表谢意，希望他在我走后继续给技合部以支持。我接受了卡斯蒂亚诺斯的建议去作辞行拜会，受到他的热情接待。
当然，与开发计划署之间也不是没有过分歧的。如前所述，联合国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不是用拨款的办法，而是给受援国分配指示性规划数字（ＩＰＦ），由执行机构去执行项目结算。这样做，可以防止援款落入私囊，管理援助资金的机构与执行机构分开，也有利于防止舞弊。接近八十年代中，开发计划署内成立了一个项目执行办公室（ＯＰＥ），拿走了执行机构的一部分项目，又分包给一些企业，其中包括某些应由技合部执行的项目。１９８３年，联合检查组发表报告，说开发计划署这个做法违反规定，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违反联合国系统机构间达成的谅解。１９８４年６月的开发计划署行政理事会上，一些国家代表发言批评联合检查组的这份报告，并提出决议草案，要求今后所有项目由什么机构执行一律由开发计划署决定。我要求发言，而主席以直接有关的执行机构不得参与辩论为由不给我机会，我只好直接去找也在会场的发展与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办公室的代表进行交涉。他见事情紧急，打长途电话到纽约请示总干事，最后该草案无果而终。通过这次会，我感到在ＯＰＥ的问题上各方关系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复杂，既然目前不让执行机构参与，技合部不妨采取超脱一些的态度，等待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的代表们自己讨论出一个究竟。不过，直到我离开联合国，并没有听到有关此事的任何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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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掌握资金的项目分配权的机构周旋（3）
１９９４年２月起，开发计划署的领导机构不再是原来的理事会，改为按地区分配原则轮流担任的３６个成员国组成的执行局。近年来，该署工作转向了以扶贫为中心。该署管理着一些特别基金与方案，其中包括以下三个重要基金：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