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声不响地走回到路灯下面。在光晕里席地而坐。她乖乖地在我旁边坐下。我靠着灯柱，看见天上一弯苟延残喘的上弦月。她不说话，只是迟疑到有些笨拙地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放了很久。
是我先开口的，我说：“你跟她不也是朋友吗？你们后来那么好，你怎么能，左一句婊子右一句婊子的？”
她的眼泪滴到我的牛仔裤上，她说：“我在心里跟她道过歉了，真的，我知道，她不会怪我。”
在我全力以赴装腔作势地做了一个月的勤奋到做作的乖学生之后，模拟考用分数善良地回报了我的倾情演绎。吴莉也不简单，这次居然超过了张宇良，周雷笑嘻嘻地说：“我真想请教一下吴莉同学，情场失意的时候要怎么做才能化悲痛为力量。”结果声音太大被吴莉听到——最后他的下场就像日本漫画里的类似状况一样惨。
六一儿童节，距离高考还有三十六天。
满街都是彩色的气球。我们班的学习委员兴高采烈地冲进来宣布：“跟你们说个好消息。实验中学的那个第一名，昨天因为急性心肌炎住院了！他明年才会参加高考呢，这消息绝对可靠。”
“太棒了——”空荡荡的教室里回响起十几个女孩子悦耳的欢呼声。恰巧在这时从我们班门口经过的老师们目睹此情此景应该会心生怜爱吧，我想。我是在那段时间明白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到底在说什么。
江东拉着我的手，我们穿过荒凉的堤岸。方可寒死后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儿。还没变。一样荒凉。看上去早就死了的楼群飘出来做菜的香气。和腐臭的河水味儿混在一起。岸边的杂草一到夏天更加茂盛了。
不知不觉间，就走到了“雁丘”。我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九九四年底，那时候这附近有家录像厅。当时我们还不认识肖强，所以好多个周末的下午我们都是在录像厅里消磨的。
“咱们再去以前的那家录像厅看看，好不好？”我提议，其实也就是随便说说而已。我知道江东从来就不喜欢这么轻飘飘地“怀旧”。没想到他竟然同意了。
记忆里那家录像厅位于一个窄巷里，具体是哪一条——反正那时候我每次都是跟江东去，自己从来不用留心看路。我只记得那时候我总是没头没脑地问他：“我现在算是你女朋友吗？”他说那当然。我反复咀嚼这三个字，“女朋友”，我觉得我自己还不过是个小孩儿呢，才十五岁，刚刚不过六一儿童节而已，一夜之间就变成人家的“女朋友”了，像个大人一样，新鲜感和自豪难以言表。
江东和天杨（6）
十二月的傍晚，我们看完了吴奇隆和杨采妮演的《梁祝》。然后我恍恍惚惚地跟着他穿过那条陋巷，走到与堤岸平行的马路上。车灯照耀着我们冬日里一贫如洗的城市。我突然问他：“江东，跟人家比，咱们算爱情吗？”他说：“跟谁比？”我说：“跟吴奇隆和——不对，是跟梁山伯和祝英台。”他大笑着敲了一下我的头，说有时候我真怀疑你是否智障。那时候我惶恐地环顾四周，灰暗的街道，裹着蠢笨冬装的行人，因为空气污染有些泛红的婊子似的月亮，还有远远飘来的河水的腥气，和一个卖烤红薯的矮小的老太太，哪一点能成就我想要的、色彩鲜明得惨烈的传奇？杨采妮一身嫁衣，狂奔在蓝天黄土之间，一边跑一边*服，露出穿在里面的丧服，然后跪下，妩媚地笑着，“山伯，我来了。”我在寒风中抱紧了江东，抱的方式那时还有点笨拙，因为我总是紧张。我是这么喜欢他，这个嘲笑我智障的男孩，已经这么喜欢了还没有一个感天动地的机会吗？
那时候我不知道，就在离我们三百米的地方，就是雁丘，一个真正的传奇的遗迹。
我们七拐八绕地来到了那个录像厅，准确地讲，是录像厅曾经的地方。那儿已经变成了一家小饭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