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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支话筒，那支金话筒
2003年11月，“金话筒”颁奖晚会在山东淄博举行，主持人是聪明洒脱的张越。多少次走上各种晚会的舞台，我以为自己面对所谓的“大场面”不会太紧张。谁知道，从登上飞机的那一刻开始，我的心中就激荡着一股冲动，尽管我很明白这在我的主持人生涯中仅仅意味着一个新的起点，而不是一劳永逸的犒赏。那么是终获认可的快慰或激动吗？好像也不是…… 那天的晚会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除了宣布奖项和文艺表演，还有一项特殊的安排——访谈。访谈别人是我的强项，正儿八经地接受别人的访谈却是头一回。当然，因为现场直播的缘故，访谈时间必须严格控制。 我正在台下候场，看到张越和导演嘀咕了一阵后，一声不吭地站在台口，没一会儿工夫就开始啪嗒啪嗒地掉眼泪。一向“有泪不轻弹”的张越今天这是怎么了？我走过去，调侃似地问她：“您这是怎么了？谁的先进事迹把您感动成这样？” 张越见我走过来“逗贫”，叹了一口气，遗憾地摇摇头：“朱军呀，你都不知道，真的，你真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么呀？我疑惑地看着她，越来越糊涂。 这个时候，站在一旁的一个编导走过来对我说：“朱军，真对不起！我们原本安排了一段您的访谈，但前面的节目超时了，到您这儿访谈只能截掉。” 编导话音刚落，我几乎笑出声来——直播临时有变化再正常不过了，都是台里的同事，哪至于编导道歉、主持人还掉眼泪的？我走到张越那里，还在开玩笑：“没想到你那么脆弱。干这么些年了，节目有点变动就哭？” 在那之前，我还真没见过张越掉眼泪，她给人的印象一直是坚强和理智的。 张越看了看我：“朱军，我是遗憾呀！你过来看看。”说着她拖来一个行李箱，“这里面，除了我参加节目的一件衣服，全是你的东西。” 这一看，我愣住了。 原来，编导将原计划20分钟的谈话制作成了一个小型的“艺术人生”，专程跑了一趟兰州，遍访我的亲朋好友、成长故地，还与我家中兄嫂进行了一场“秘密会谈”。箱子里，装载着青葱岁月里太多的纪念，还有家人对我沉甸甸的牵挂。我一看便知，编导人员付出的心血毫不亚于我们筹备一期《艺术人生》的投入。 “朱军，我不是遗憾我们上不了台，而是当我拿到这些资料的时候，终于也明白了你。兄弟，有今天，真不容易啊！不说说，我觉得心里别扭。”原来，张越从好几个星期以前就着手准备这件事，她那无奈的样子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这些“道具”里面，我发现一张餐巾纸，上书十个字：“得意时淡然，失意时坦然”。这是一次全家聚餐时我酒过三巡随手留下的“杰作”，没想到二哥、二嫂竟然将它保留到今天。那时的我还是个在中央电视台寻梦的年轻人，是狂言也是警言，是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上借酒壮行。时隔多年，纸上的字迹已模糊，但我清晰地看到了亘久不变的爱。 是的，《艺术人生》让我有机会走上“金话筒”的领奖台，但我方才明白我的嘉宾们每每潸然泪下的真正原因。当你的故事有人用心地倾听，当你的过往被人苦心地记住，原来是这么的幸福。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平头百姓，人人都有一段思索过、徘徊过、痛过也笑过的心路历程。而当你在一个特殊的舞台上将记忆开启，交流的就不只是话语了，而是人心啊！ 那么“金话筒”意味着什么呢？不是英俊的面孔和流利的表达，不是恢宏的场面和至高的荣誉，不是孔雀身上那支最值得炫耀的翎毛，而是母亲曾经的操劳、父亲谆谆的教导、老师踹我上台的良苦用心、等在中央电视台门口的茫然、朋友的仗义、同事的奉献，是观众在电视机前终于滚落的那滴泪，以及心心相印的温暖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