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指挥对准噶尔的战斗,是为了让他建功立业,但康熙六十年将立战功的允禵召回北京述职后,第二年康熙又在自己体弱多病时让他重回前线,这显然表明皇位不是要传给允禵的。
雍正继位后,允禵被召回北京,雍正将他软禁,但这只是雍正认为允禵对皇权有威胁采取的措施,不能以此说雍正就是篡位。
而康熙选中胤禎,还因为他喜欢胤禎第四子弘历,这话也有些来历。康熙第一次见到弘历时,12岁的弘历天资聪颖、品貌端正,引起康熙的好感。康熙当即就令弘历搬到皇宫中,并亲自指导他读书。康熙到围场打猎或批阅奏章,都要弘历在一旁侍奉。
佐证这一说法的还有清东陵乾隆陵前的《裕陵神功圣德碑》,它记述了乾隆一生的丰功伟绩,也明确表述了康熙默定乾隆为继其皇位的第三代皇帝。这是最早明确表述康熙默定乾隆继未来帝位的官方说法,这也间接说明雍正是正常继位的。
至于雍正没有遵循“子随父葬”的习俗,作为篡位旁证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顺治父亲的昭陵是在沈阳,顺治死后并没葬在沈阳;雍正墓在清西陵,其子乾隆的墓却在清东陵。而且,如果雍正因篡位死后无颜见康熙,那他也不敢进太庙才对,因为太庙供奉着清朝历代皇帝,按当时迷信的说法,在那里雍正不是还能见到康熙和他的祖先吗?
勤政务实
历史上的雍正是一位勇于革新、勤于理政的杰出政治家,他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
雍正的父亲康熙,可以说是雄才大略,平定三藩,统一台湾,稳定边陲,为大一统的清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康熙在晚年,由于“太平盛世”而滋长了政宽事省的思想,这时期他处理朝政的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由此,在朝野上下的官僚队伍中,虚诈、迎合、粉饰、浮夸等种种腐败之风严重泛滥,已经直接威胁着“盛世”的存亡。于是,惩治腐败、整顿官场风气的重担就落在了雍正的肩上。
雍正执掌朝政的十三年,可以说,是以务实精神治天下的。雍正刚一即位,便针对腐败衰颓之风进行了坚决的惩治与清肃。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生平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这一“憎”一“恶”,鲜明表达了他对虚伪、欺诈等腐败风气的批判态度。
虚假不实的奏报,在封建官场上比比皆是。因为有那么一种所谓巧于仕宦的官员,往往能通过弄虚作假吹拍阿谀而获得那些好大喜功的君王的赏识,从中捞到好处。然而,这一套在以务实精神治天下兴邦国的雍正皇帝那里,却是行不通的。
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种陋习,各省文武官员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如何地糟,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地整顿,情况已如何地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这类奏报,雍正说见得太多,都看得厌烦了,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对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总是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并进行尖锐批评。雍正四年(1726)七月,巡视台湾的监察御史索琳上折说:台湾地方官兵严加操练,精益求精,可保海疆万载升平。看了这一言过其实的奏报,雍正警告说:凡事最重要的是务实,不欺不隐才算良吏,“粉饰、迎合、颂赞、套文陋习,万不可法”。主管河南山东一带黄河河道的总督朱藻曾接到雍正这样一则谕训:地方上一点小事,“何用如此夸张”,你的奏报往往是虚浮不实,“朕甚不取”,“一处不实,则事事难以为信也”。雍正告诫百官,虚假奏报将会失去皇上日后的信任。
浮夸粉饰,在有关雨雪水旱农业收成的奏章中问题尤其突出。对此类失真奏报,雍正每每透过夸夸其谈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