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清流，孙元起还真有些感慨。如果说五代以后雄风不振，是汉文化的后天不足，那么好逞口舌之利简直就是汉文化的胎里病。前段日子在编写历史教科书，读了些历史，知道“宋人议未决，而兵已渡河”等故实，就对清流的误国颇有微词；如今有了切肤之痛，对清流更是痛恨彻骨！
这清流，或许肇端于春秋战国时候的诸子百家，在发展壮大过程中萃取了各家的缺点：儒家的道德立场、纵横家的夸夸其谈、法家的刻薄严峻、名家的狡辩怪论……形成了一个自命清高的奇怪群体。至少在战国末期，他们已经活跃于政治生活中。
在国家承平的时候，这些人风闻奏事，或许还能起到矫正时弊的作用。然而越是王朝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清流们闹腾得越欢，仿佛乱世是他们最能展示舌笔之威的宏阔舞台。每一条匡救时弊的举措，他们都能从道德的高度，提出无数条反对意见。有时候，甚至不需要理由，就是为了赞成而赞成、为了反对而反对。但让这群清流真来做实事的话，则张皇失色、束手无措。“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是他们最典型的写照。
就拿清末来说，清流的“战绩”就辉煌无比：
首先是阻碍洋务运动。当时由于一系列战败，很多士绅已经意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洋务派在军机处也占了多数。顽固派军机大臣李鸿藻感到力单势孤，于是笼络一批御史和翰林在自己的周围，以壮大声势。这些“台谏词垣”也以依附李鸿藻为进身之阶，以议论朝政、抨击权贵相标榜，号称“清流”。慈禧太后暗中也放任清流派，借用他们的言论牵制洋务派，很多洋务派官僚受到排挤和打击。比如被奕�1�7、李鸿章推许为“第一流”洋务人才的郭嵩焘，于1879年出使英国归来后，在“清议”的攻击下，只得卸职返回湖南原籍，连他写的《使西纪程》也因为称颂西方物质文明而遭到诋毁，终至毁版。虽然洋务事业势难遏止，后来得以逐步推行，但已错过了宝贵的发展机遇。；
其次是打败马尾海战。在中法战争紧张的时刻，慈禧太后做了重大的人事变动，把一些清流派重要人物派到地方上去担任军职，满足他们强烈的主战愿望。其中，就把翰林四谏之一的张佩纶委任为福建会办大臣，协助船政大臣何如璋督率福建水师。曾经激烈主战的张佩纶，到了前线立马草鸡，转而急切盼望中法和谈成功。他见法舰频频向闽江海面移动，不仅不做战守准备，而且逐渐把往日的豪言壮语收了回去。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领舰队驶抵闽江口，向何如璋、张佩纶提出要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停泊。何、张害怕拒绝生衅，影响和谈，竟同意了这一无理要求，并给予“最友好的接待”，希望借此缓和局势。但法舰进入马尾以后，一反前言，日夜监视港内福建水师，不许其移动，声言动则开炮。水师官兵愤恨法舰持强相逼，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多次要求起锚整训，以期自卫。但何如璋、张佩纶惟恐妨碍和谈，一再以“战期末至”为借口，不准无命自行起锚，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他们既不将法军挑战的实情告诉官兵，又不准备应战，听任水师各舰在江心抛锚。直到看到法舰已升火待发，何、张才开始慌张起来，派人前往法舰，以未做战斗准备为由，要求改变开战日期。孤拔不仅断然拒绝，而且命令法舰提前发炮。福建水师失去战机，仓促应战，有的兵舰还未来得及起锚就被击沉，或起火焚烧。此时，作为统帅的何如璋、张佩纶竟然弃师不顾，仓皇逃窜，进而导致福建水师全军覆灭。
第三是积极怂恿中日大战，进而大败。光绪二十四年，清流的核心人物多是光绪皇帝近臣和翁同龢的门生故旧，如珍妃的胞兄礼部侍郎志锐和侍读学士文廷式，翁同龢的至好吏部侍郎汪鸣銮及门生张謇，还有侍读学士陆宝忠和被称为“后清流”的编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