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最新消息,武昌叛军已经先期编成了四个协。凭手头这点乌合之众,如何打败他们?袁世凯心里一点成算都没有。…;
而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朝廷先后编成了三个军,每个军都在两万人以上:以第四镇、第三混成协、第十一混成协组成第一军,由荫昌统领南下;以第五镇、第五混成协、第三十九混成协组成第二军,由冯国璋统领听候调遣;以第一镇、禁卫军组成第三军,由载涛统领拱卫京畿。
在袁世凯看来,第三军是满清保护老巢的,第二军是居中观望的,而第一军则是抵在自己腰眼上的刀子。自己带领不足万人的乌合之众去攻打武汉,败了,朝中政敌正好有机会除掉自己,第一军可以坐收渔翁之利;胜了,在大军威逼下,自己也难以有多大作为,顶多不过是替朝廷火中取栗罢了,将来自己的结局依然难测。
如此两难境地,袁世凯该怎么做?拒绝朝廷伸出的橄榄枝,继续躲在洹上村养老?不!他不想,也不敢。
在袁世凯心里,还是想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而不是在乡野之间拥金带银、偎红倚翠做个富家翁。如今武汉闹事,便是他起复的最好机会。如果他拒绝,没准正中清廷的下怀。朝廷既可以用这个借口,塞责朝野要求起复袁世凯的呼声,也能缓解各国为此施加的压力。
所以,朝廷派阮忠枢送来上谕之后,袁世凯的幕僚便依照他的意思拟写了一封谢恩折子,借用彰德知府的大印盖上,随即发往北京。文中写道:
闻命之下,惭赧实深。伏念臣世受国恩,愧无报称。我皇上嗣应宝箓,复蒙渥沛殊恩,宠荣兼备。徒以养病乡里,未能报效驱驰,奉读诏书,弥增感激。值此时艰孔亟,理应恪遵谕旨,迅赴事机。惟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此系数年宿疾,急切难望痊愈。然气体虽见衰颓,精神尚未昏瞀。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虽非旦夕所能痊愈,而究系表证,施治较旧恙为易。现既军事紧迫,何敢遽请赏假,但困顿情形,实难支撑。已延医速加调治,一面筹备布置,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藉答高厚鸿慈于万一。
在奏折中,袁世凯不忘旧仇,把载沣等人讽刺挖苦了一番。你当年想赶我回家的时候,不是说我患有足疾么?如今国家有事的时候,怎么不提我的足疾了?我袁某可不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任你们随意驱使的人!想用我?我现在足疾尚未痊愈呢,你们慢慢等着吧。
但袁世凯也不敢太过分,万一惹毛了载沣,那个愣头青真敢把他彻底雪藏。说句不好听的,全国十六镇、十八混成协的陆军中,难道找不出一个平叛的将帅之才?难道没有你袁屠夫,大清四万万人就都得吃连毛猪?所以袁世凯在折子里既不敢拒绝,也不敢请假,反而一再表明:我的病不严重,我也很想出去工作。至于为什么没有立即出去上班呢?原因你懂的。
袁世凯是麻杆打狼——两头怕,巧了,朝廷也是前怕狼后怕虎:既怕袁世凯不出来,导致武汉叛军坐大,北上争夺天下;又怕袁世凯出来,效法曹操、司马懿,谋权篡位。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就有了讨价还价的空间。
在两下商议的时候,袁世凯并没有消极等待,而是积极活动,争取权力,比如向清廷建议郑重对待叛军,稳扎稳打,不可冒进,借以获取载沣的好感;再比如奏请朝廷拨给军费四百万两,以便他招募军队,扩大手中的兵力;再比如奏请起用已经开缺或革职的心腹,如王士珍、张锡銮、倪嗣冲、袁乃宽等人,丰满自己的羽翼。…;
相对袁世凯接到上谕时的从容不迫,孙元起的表现就逊色多了。因为上谕下发前一点风声也没有,孙元起听到之后,是目瞪口呆、惊疑不定,惶惑之中甚至有些怀疑是不是宣读上谕的人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