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说以前的变化和晚清都不相同。到了晚清，中国历史的脚步不能照原来的样子走下去了，延续几千年的统治秩序不能照原来的样子维持下去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固有的社会结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时许多有远见的开明的官吏，都提出了大变局的思想。有的说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有的说四千年，有的说亘古未有的大变局。
例如李鸿章（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说：“合地球东西南溯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又说：“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中国的晚清发生这种大变化、出现千古未有之大变局，最主要的标志，是“西人”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
“西人”进入中国，本不自晚清始——
汉代——佛教传入——西天
明代——天主教入华—西教
晚清——西潮
佛教进入中国（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是静悄悄地进入的（通过西域传入），起初是作为黄老方术的一种；后来也引起过争论（沙门不拜王者论），甚至出了好几个主张灭佛的皇帝，但阻挡不住。主张灭佛的皇帝远没有信佛的皇帝多。佛教经历了漫长的中国化的过程。终于出现了最适应中国人心性的禅宗。宋代的思想大合流。然后是民间化和世俗化。
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是中国文化吸纳、消融外来文化的显例，是华夏民族文明的伟大之处。它的特点是充实主体、融化客体、思想再生、铸造新文明。
明代的西教、天主教。一般以明朝的万历年间、万历十年（公历1582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华为标志。西方的传教士带来了天文、历法、数学、火炮制造等西方的科技，也把中国的文化反馈回欧洲，对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早期的带领作用，但在宗教传播方面，始终表现为与中国文化的冲突。利玛窦曾经尝试着让天主教适应中国文化的特征，他的努力获得相当成功，后来由于罗马教廷的干预，引发了所谓“礼仪之争”（祭祖拜天），两种文化的冲撞占据了主要位置。但这次“西人”的进入中国，增加了双方的初步了解，就中国一方而言，自己文化的主体位置丝毫未发生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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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2）
所以如此，是由于汉、唐、明直至清中叶，中国的国力是强盛的，“西人”带来的是文化，不过是“以文会友”，所以宾主分明，客人就是客人，无论如何成不了主人。
夷务和洋务
晚清就不同了。道光、咸丰以后，中国的国力日趋衰弱，社会问题严重，统治集团腐败。在这种弱势的情况下，“西人”来了，不再是“身怀绝技”的传教士只身远游，而是开着军舰、手持枪炮的大队人马前来叫阵。主人的态度也不是开门纳客，紧闭的大门是被人家用“船坚炮利”打开的。于是，有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1842年的《南京条约》（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有了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北京条约》（一个更加丧权辱国的条约）。英法联军于1860年9月9日火烧圆明园。
此时之“西人”已经反客为主，中国文化的主体位置、国家的主权地位，遭到根本动摇。
当时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开明的官员，也想出了一些对付洋人的办法，当时最流行的话语是“夷务”，如何处理“夷务”成为关乎国家根本利益的大问题。想出的办法包括“以民制夷”、“以商制夷”、“以夷制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等，但都没有多少效果。
不过朝野上下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