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又谈了两个小时。
当时对芦荻来说，古典诗词、先秦散文均可对付，毛点到哪里她背到哪里。但《二十四史》就越出了她的专业范围，碰到生僻古字不认识，就停住了，这时毛就催她“念啊，念下去啊。”芦荻只好如实相告，不认识字，要查字典。毛立即随口说出那个字，并大笑不已。芦荻窘迫之中万分惊讶。（43）
毛泽东诗词的一种解读（20）
有这种惊讶的远不止芦荻一人。1975年7月21日，广安门医院眼科大夫唐由之为毛作了左眼白内障手术两小时后，唐轻轻走进毛卧室，毛听到脚步声问是谁，###说是唐由之大夫。毛便不禁吟道：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随后问道，“乃父是读书人吧？”并要来铅笔和便笺，摸索着将这首诗写在了六张纸上，并签名送给唐作纪念。（44）
我想问问，今天，我们包括北大在内的中文系年轻的高材生们，有没有几个人敢站起来说，《诗经》、《离骚》、先秦散文，唐诗宋词我随便背，有没有？我表示怀疑。
3、举3个例子，证明毛泽东创作态度之严谨。一是慎言。1959年9月7日，毛泽东致信胡乔木称，“诗两首（七律·《到韶山》《登庐山》），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派浮黄鹤’之类。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45）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又致信陈毅称，“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擅七律，董老擅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46）充分表明了谦虚谨慎的大家风范。
二是慎作。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颇有感慨，酝酿新作。其间，邓颖超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国妇女代表团，悄悄向毛索诗，说你上了井冈山，必有大作。4个月之后，即1965年9月25日，毛泽东抄出《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等，送邓颖超一阅，并附言道：“自从你压迫我写诗以后，没有办法，只得从命，花了两夜未睡，写了两首词。改了几次，还未改好，现在送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47）附言中说，“你压迫我写诗”，即指邓颖超的索句，因此熬了几个夜，写出初稿，又改了几个月，仍不满意，但还是送给邓颖超们征求意见。因为当时在党内高层，对毛的诗词是先睹为快。但毛却从不苟作，慎之又慎。
三是慎改。前面我谈了最典型的《贺新郎·别友》，改了五十年，此处不赘。其实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1962年12月26日，过69岁生日的毛泽东针对国际反华大合唱写下《七律·冬云》，中有“高天滚滚寒流泄”、“热肤挥雨洒江天”之句，反复推敲之后，最终改定为“高天滚滚寒流急”、“热风吹雨洒江天”。1963年1月8日，写下《满江红·和郭沫若》，原稿中有句云，“欲学鲲鹏无大翼，蚍蜉撼树谈何易”；“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千万事，从来急。”反复推敲之后，最终改定为“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多少事，从来急”。此中例子不胜枚举。而且毛泽东还喜欢将新作就教于各方高人。如前面所说两首七律，毛泽东就曾在1959年9月7日给胡乔木的同一封信中说，“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视为至要。”13日又给胡乔木一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