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间找到平衡；众多非洲国家由沿海迁都内陆，则是为了更好地开发腹地，同时确保首都安全。如今许多人热衷于谈论迁都，目的在于彻底摆脱北京人口过多、房价飙升、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严重、各种资源依赖性强等痼疾，给首都“轻装”。可是这种美好愿望，是否真的可以通过迁都实现？
在古都西安，城区范围内存在着周、汉、魏、唐几代的长安都城旧址，另一座古都洛阳的土地下，更层层叠压着九座各朝代都城遗址，这些古都的主人几乎都是因为人口膨胀、房屋不足、水源匮乏等“首都病”，而动起迁都的念头，在旧都城外面另建新都，或者干脆搬家了事。可迁都是否达到了目的？如此众多的废弃都城遗址，已无声地说明了一切。唐朝初年定都长安，重要原因之一，是看中了关中平原“陆海”的富饶资源，可以确保首都供应，可不到一百年光景，都城的物资供应已到了连大运河都无法保障的地步，逢到荒年，皇帝竟被迫带着全城百姓去洛阳“就食”。
回到北京的问题上，为解决“首都病”，当初我们曾寄希望于城墙的拆除、一圈圈环线的开通、地铁的延伸、老区的拆迁和新区的扩建，希望这些措施能给北京带来更理想的交通、居住条件，等来的却是车更堵、房更贵；如今我们也寄希望于部分工厂的外迁，南水北调等工程的进展，希望这些措施能给北京带来更蓝的天，让北京的资源不至于匮乏，但人口膨胀所造成的生活污染和热排放增加，以及对水、能源、粮食和各种物资水涨船高的需求，谁能保证这些措施最终落实之日，不会被反作用力抵消于无形？即使把首都挪窝，谁又能保证，北京的今天，不会是那座新首都的明天？
我们看到，国外一些都城在搬迁中，颇有足资借鉴之处。如美国、巴西、巴基斯坦，当初的迁都，都不同程度有回避“首都病”的考虑，在这点上和中国历史上一些迁都并无大差别，但古洛阳、古长安往往很快重蹈覆辙，不得不再搬，而美国首都华盛顿建都207年，人口不过*万；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建都47年，市区人口仅35万，“首都病”问题并不突出。
个中奥妙，在于这些国家把首都功能和角色定位的很明确：首都就是行政中心、立法中心，一切配置均以确保这些功能的正常运作为前提，至于工业、金融、商业、交通、学术中心等职能，则由其它城市分担，如此则首都无需汇聚和吸引大量人口，也无需劳民伤财、调动全国资源“供养”，交通、住房、污染等方面的压力也自然不会如北京这般突出。
当然，也有一些国家的首都，如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同时扮演了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的多重使命，其功能的多样性甚至超过北京。但这些巨型城市一来具备充当“多面手”的条件，如巴黎，每5个法国人就有一个住在这里，铁路、水运和航空网也以这里为重心辐射发散；二来，它们也通过功能区划分、基础设施配套和大批功能健全完善的卫星城，实现了功能的合理配置，仍以巴黎为例，在发展进程中大巴黎几次调整行政区划，最终于1960年形成包括8个省、1281个城镇，功能健全互补、交通和服务网络到位配套的庞大都市群。
与之相比，不论是“迁都派”还是“留都派”，都似乎缺乏一点底气，我们的首都到底要走类似华盛顿的功能分离道路，还是类似巴黎的功能复合道路？显然，不论是和前者还是后者相比，我们的差距都是相当明显的，这绝非“迁都”或“不迁都”所能函盖的。
不仅如此，由于户籍、编制等限制人口资源再分配的制度尚在发挥作用，“天子脚下好办事”的传统仍根深蒂固，加上机构臃肿，“大政府，小社会”，即使在中国也搞“政经分离”，谁又能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