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慌慌张张地往病房跑，想赶在他们转走之前告诉他们搬运的办法。病房的护士告诉我：“一早就走了，和来住院时一样，也是她哥哥背她下的楼，反正没用医院的救护车，那得花多少钱！”
我赶紧又给结核病医院打电话，他们说，没有收到这么个病人。我一下就明白了，他们肯定是出了我们医院就回家了。这样的病人我们见过，特别是农村病人，因为怕花钱经常自作主张地违反医嘱。我不断想到那女孩儿一次次趴在她哥哥背上的情景，我知道那个已经被结核菌掏空的脊椎危险了……
我在医院又干了一阵之后，正赶上医药代表行业出现，我跳了槽，很快拿到了超过医生两倍以上的工资。但每次报纸上登一次医疗事故，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女孩儿。
离开医院快到一年的时候，同事转来了不少寄到那里的我的信，其中有一封是北京山区的。我觉得地名很熟，里边还有张照片，一看才发现就是那个被我误诊为“脊髓炎”的女孩儿。
她在信里告诉我回去之后也没接着治病，家里没那么多钱，后来真的走不了路了。
女孩儿长得挺好看，坐在那里像个正常人，估计婆家也是只知道腿有病，以为是身体弱，吃好了就能好起来，所以婚还是照样结了。
照片上的她穿戴整齐，披红挂彩的。她说，结婚之后腿就不行了，婆家对她还不错，给我写信也是为了再来北京治病，想快点好，因为得生孩子。
原来，从我们医院转出去之后，她哥哥就改变了主意，的确没去结核病医院，想拿着药回家吃能省钱。对于结核病的治疗，我们国家有一个叫做“监督服药”的独特医疗服务体系，就是专门有医生入户，眼看着结核病人把药吃下去。现在世界上结核病挺严重的，大有死灰复燃的意思，不是没有治疗药；而是因为病人不能坚持服药；使结核菌产生了耐药性。中国是结核控制较好的国家，就是靠这个“监督服药”的笨办法实现的。但女孩儿没能受益，她的家乡太偏远，没有医生过去监督，她自然是吃完了带回去的药就停药了，情况可想而知。
一次错误的使用激素、两次我指示下她被她哥哥背走，会在她的瘫痪中负多大的责任我也说不清，但是我是他们唯一求医过的人，唯一给他们医学提示的人，至少我没能遏制她的病情发展；她的瘫痪和我有关。
我马上给她回了信，但我不敢告诉她这种瘫痪很难恢复。脊柱骨头的破坏使脊髓失去支撑，已经受伤的脊髓还有多少希望已经很难说，就算有，至少也需要手术治疗，清除嵌入脊髓的骨折碎片，而那样的治疗费用对他们来说肯定是天价。
我给她寄去了1000元钱，先让她买点营养品，告诉她我现在已经调离医院了，等我以后找到了合适的医院再告诉他们。我知道这是假话、是托词和搪塞；但没有办法，我觉得只有假话和钱能帮她。
她的回信自然是千恩万谢，她说他们全家一年也就挣这么多钱，他们那儿的邮电所都没一次收过这么一大笔数目的钱。她的婆家因此对她另眼相待，因为居然有个城里的医生能那样对她。她的字写得很幼稚，话很实在，但越实在我心里越难受，她始终以为我是他们的救星呢。这种善良的误会是我误诊之后最大的心灵折磨……我那时就已经想好了，只要我还能挣钱我就会一直寄下去。这真不是高尚，我就是借用这种方式还债，要不然良心上过不去。
人的生命力真强，特别是农村人，她在瘫痪之后还是怀孕了，3年前生了个儿子。瘫痪的人生孩子在医学上能够解释，因为瘫痪并不一定影响生殖机能，只是瘫痪者的怀孕和生产要比正常女人艰难得多，因为她的肌肉、皮肤本来就失去了运动能力和感觉功能，现在还要多承担一个孩子，她根本不可能像正常人一样自己分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