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的张国焘，其利用“投毒案”和“离间信”两个问题发难，采取“逼、供、信”的手段，捕风捉影地“清洗内部”所谓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制造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肃反，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留下了极为惨痛的历史教训。
1931年9月13日，陈昌浩到麻埠接任红四军政委后，一边奉张国焘之命即刻捕杀了数十名所谓的“反革命”，一边调动红四军部队聚集于光山县东南的白雀园及其周围的砖桥、何凤桥、泼河、余集一带。红四军部队刚刚移驻到这里，张国焘便骑马从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匆匆赶至白雀园，杀气腾腾地亲自主持大肃反，“全力肃清红四军中之反革命和整顿红军”。千古奇冤、惨卒难书的白雀园大肃反由此开始。
在白雀园大肃反中，捕杀从红四军的高级干部开始。从9月13日至11月中旬，先后以所谓的“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罪名而捕杀的红四军中的高级干部就有：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元，第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政治委员罗炳刚，第二十九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三十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三十二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三十三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治委员袁皋甫，第三十四团政治委员吴荆赤，第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第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第三十八团政治委员任难，以及十二个团的政治处主任等，在白雀园遭杀害的军事系统的高级干部，还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和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姜镜堂，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多人。
老红军肖永正回忆说：“当时，我在白雀园，亲身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大肃反。先是整军、师、团、营级的干部，而后波及到连、排、班……，在那令人恐怖的日子里，白天照常迎敌作战，如不死于敌人的炮火屠刀之下，晚上就捉回来搞肃反，班长以上的干部分批进行所谓的‘审查’，通宵地进行逼供，让被审查的干部承认自己是‘Ab团’、‘ 第三党’、‘ 改组派’，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分子 ’。光是承认了自己是这、是那还不行，还要证明有哪些人，特别是有哪些干部是‘同党’。如果不承认，又不证明，那要动刑，轻则跪板凳，重则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很多人被传呼走了，就再也不见回来。天黑被传呼走，天不亮就被杀在白雀园的荒郊。”
张国焘在白雀园大肃反中的狂杀滥捕，使红四军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红军将士含冤倒在九泉之下。据不完全统计：在被杀害的红军将士中，有军级干部17人，师级干部35人，团级干部44人，营、连级干部的三分之二和排级干部的三分之一。1931年11月20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时说：“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
在白雀园对红四军进行肃反之后，张国焘又在鄂豫皖苏区各地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地方武装中开展肃反，先后被错杀的党、政、群干部人数达三四千人！在张国焘掀起的肃反狂潮之中，根据地的早期着名领导人也未能幸免，其中有：原鄂豫边特委书记徐朋人，原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曹学楷，原鄂东特委书记、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王秀松，原红一军一师政治委员，原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陈定侯，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舒传贤，原红一军政治委员、英山中心县委书记曹大骏，原红十五军政治委员、红十师师长陈奇，原红一军政治部副主任薛卓汉，原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委员、麻城县武装总指挥、群众领袖王宏学，原罗山独立团团长、鄂豫边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