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她在哪儿工作吗？”
“不知道。”阿尔及利亚人耸耸肩。“但我猜她是有工作的。不知在哪儿。白天从来看不见她，只有周末才出现。”
“平时她什么时候回来？”
阿尔及利亚人想了一会儿，又耸耸肩。“5点，有时候6点，有时候还晚一些。”
亨特谢过他，来到街对面的一家烟草店，在那儿给大使馆挂了个电话。他要通了他的临时秘书珍妮丝，告诉她说：“给我办件事。查找一个住在巴黎的美国姑娘，她的名字叫南希·范恩。记住了？”
“是的，先生。南希·范恩。”
“她是教英文的。我想知道在哪儿授课。去请安全办公室的莫特。克朗帮你查，我一会儿再来电话。”
他又回到街这边来，查问了南希楼里的其他住户。只有两户人家中有人，他们与南希只是点头之交，并不知道她在何处工作。亨特从楼里出来时，已是下午了。他瞧了瞧那个阿尔及利亚人的三明治上空盘绕的苍蝇，便又过街去那家烟草店去喝了一杯啤酒，吃了一块汉堡包。然后又给大使馆他的分机挂了个电话。
“我们查到一个叫南希的美国公民，她就住在此地，”他的秘书通知他。她讲了南希的住址，这个亨特已经知道了。
“她在”国际学校‘教了6个月的书。但我们打电话去问时，她已不在那儿教书了。那儿的人也不知道她又去哪儿工作了。莫特。克朗给所有可能雇用美国人教英语的学校都打了电话；但还是没有这个人。看来我们的运气不好，很对不起。“
“山斯基有消息来吗？”
“没有，先生，没有消息。”
亨特接下来又给莫劳警长打了个电话，20分钟后，莫劳告诉他，南希范恩最后注册的工作单位是“国际学校”，而亨特已知道她不在那儿了。
这就意味着她现在可能在干“黑活儿”；雇用她的人不想让她注册，这样就用不着付她工资以外的社会安全部要求的个人利益和保险费用了。亨特只有做长久等待的准备。
他出了商店，走进巴黎春天稀薄的阳光中。现在只有找到南希，才能找到那个不知名的红发女郎，才有可能获得一些有关贝尔·加拉的线索。在南希可能回来之前，还有整整一下午的时间。亨特利用这个下午在莫胡区继续打探情况。
他出入于商店和酒店，多次拿出贝尔·加拉的照片来让人辨认。偶尔有人记得这张面孔，但却提供不了什么有用的情况。亨特不懈地在这一带奔走着，从这条街转到那条街。
他竭力不让自己的情绪烦躁。他知道，警探的工作就是这样：盯梢，寻迹，一个人一个人地查询；搜索，跟踪，等待，无论什么案件总是这一套程序。亨特已经习惯了。他就象胡同里的一只老猫，耐心地在耗子出没之处梭巡，知道总有一只耗子会露面的。只要耗子一出洞，他就猛扑上去。只是，他希望发现耗子的时机不要太晚。
亨特一边寻觅，一边思考，但大多是下意识的，无条理的思想。几乎整整一个下午，亨特就在莫胡区走来走去，脑子中象梦似地反映着所见到的事物：在一幢坍塌的楼房门口，有两个肮脏的流浪汉绻缩在那儿，你一口我一口地传喝着一瓶酒；购物的妇女提着编织兜，拎着塑料袋；各种面孔，墙壁，屋顶，烟筒……都是贝尔·加拉住在这儿时日常所见的事物。亨特现在也行走在其间——吸取着对这些街道，楼房，人群和空气的感受——并设身处地地体会着贝尔·加拉当时象他这样行走在这些事物之间时的感受。亨特逐渐窥见了贝尔·加拉的心扉。
下午5点，亨特又向大使馆自己的分机拨了个电话。但关于南希仍无进一步的消息——山斯基也没有来过电话。亨特一边继续在莫胡区寻觅线索，一边纳闷，不